“双减”后,语文课堂教学不能高开低走
“双减”政策落地后,青年教师感觉更加茫然:到底语文课堂教学如何做才好?
青年教师也希望在这样的转型时代做些什么,可是执行起来,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也不敢轻易尝试。所以,带着高昂的激情,做之前“老一套”的事,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热情不高。与此同时,各级教研培训中不断提出新概念、新精神、新主张,提出“让学生自己学”,建议“老师不要过度牵引”“不要过多干涉”……于是,不少语文课堂出现了高开低走的窘况。
窘况一:追求热闹。热闹不是坏事,关键是热闹停留在表面。明明教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偏不说,硬是让学生自己说,进行“汇报与交流”,交流前还要例行公事一般,举行一个仪式——“先和同桌讨论一下吧”。就这样,你说、我说、大家说,说得非常热闹。如今同桌讨论几乎成了每节课的“例行公事”,而多少讨论是有必要的,没有太多的人质疑。
窘况二:强调训诫。语文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终身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比拟的。但在日常教学中,有时教师会觉得“什么都不说”不合适,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生怕说出来不合适。于是,就和学生说“道理”,把语文课上成了训诫课。
窘况三:活动替代。教师知晓活动的价值,也想让课堂活跃起来,试图以活动替代传统的讲读、分析等学习方式。例如《记金华的双龙洞》,让学生当导游,学习作者的旅行线路即写作顺序。学生的确参与了、体验了,但只是模拟导游的话术,并未涉及写作顺序的抽取,活动与学习并未关联,实质上学习并未发生。在活动中,学生将已知已会的演绎一遍,消耗的不仅是体力。
三个窘况属于一路走低的层级,提醒青年教师规避。那么,中间层级是什么样呢?
以练为主的中间层级。注重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提出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训练,应对考试,提升语文成绩。列为中间层级是因为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效果。
长期以来,对训练的崇拜已成根深蒂固的状态。在课堂上,出现了以训练为主导的模式:练读、练写、练说。评论界也对这样的课堂予以鼓励与欣赏,因为此类课堂学习可以贴上有效的标签,至少在提分上看到了实效。但在有效的另一面,我们看到的是对人文性的蔑视,让语文学习成了机械劳作,学生的认知水平少有提升,训练产生的效果,更类似“劳务输出”。
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训练指向考试,那么练的格局就更低了。中学考试压力下,训练的“市场”很大,呼声很高,大有“舍我其谁”的姿态,如果在小学就这样练,过早地割除了语文学习的乐趣,得不偿失。练习,只是学习提升的一种方式、一个渠道,并不是所有。
对于青年教师而言,以练习为主的课堂,可以成为向高级课堂过渡阶段的主流样貌,但不能在此画上休止符。高级的课堂,应是什么样呢?
高级的课堂,应努力让学习真正发生。学习发生时,学生针对原有的水平,有了全新的提升,在未知的领域,有了全新的获取。
首先,学习发生时,教师作为教与学的“中间人”,应更主动,且无法逃避。不存在坊间热传的“教着教着,老师就不见了”的状态。更何况,学习现场正在进行时,教师无处遁逃,更不应该消失。相反,教师应该选取合适的教学点,教给学生一个方法、一种知识、一个技能,这是课堂教学中的学习内容。
其次,教师针对教学点,应实施“教”的行为。例如,有操作示范、有指导演练、有过程监控、有方法运用拓展。学生获得方法、技能,并不是学习的终点,还应该对这个方法、技能予以运用,才能在全新的认知层面获得提升。以统编版教材三年级《司马光》一课为例。教师会告诉学生“使用注释理解文言文是一个好方法”。至此,教学点出现。之后,教师还要示范“如何运用注释”“怎样促成理解”。之后,教师可以示范其中的一处,结合注释理解“瓮”,用简笔画绘制“瓮”,代入文中理解司马光是“砸瓮”而不是“砸缸”。其余的注释,可以让学生自主尝试。教师同步指导学生做到不生搬硬套,联系上下文,融入自己的理解等。在初步掌握方法后,还可以选取短小的文言文,让学生对照注释,尝试理解。
在以上过程中,教有方法、有尺度、有策略。教师提供相似的学习场景,让学生进行运用,促成迁移的发生。请不要以为只要我们做到“给方法—练方法—评价成果”,就算学习真正发生。最忌讳的课堂教学类型与此极其相似——教师设定一个教学点,之后一厢情愿地以为“学生一听就懂、一学就会”,跳过中间的指导过程,让学生自学之后急于展示结果。确实有结果出现,但这就是部分优等生的结果呈现,并非教学带来的结果。而更多的学生只是陪着学,做“旁听生”而已。
“双减”政策落地后的课堂,低端层次是放任自流,形式主义泛滥;中级层次是不断练习,填单、练写、让人辛苦让人忙;高级层次教学中,有原理的教授、有示范教学、有对局部的细化指导、有整体规律的把握,同时有评价反馈,还有迁移应用。很明显,我们应该向着高级迈进。
“双减”要减去的是不必要的负担,指向的应该是学习的本质——要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负担,获得认知的成长。这才是“双减”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