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居家，限制外出，蔬食略显紧张，也颇显珍贵。一日傍晚，随意摆弄书架，余光扫到角落的《随园食单》，心中顿时萌生出一丝暖意，随手抽出翻阅。近年来，孩子、房子、车子……琐事缠身，让本就不善应对的我分身乏术。总是忙着为孩子添置新书，觉得她是向阳而生的年纪，却忘记了自己，连曾经挚爱的书籍，也不觉蒙尘。
　　翻开旧书，不仅是阅读，同样启封的，还有与之相关的生活记忆。这本《随园食单》，收入书架之时，正是性格略显叛逆、人生目标较为迷茫的年岁，眼界甚高，对许多人和事都瞧不上，而实践经验为零，一遇现实就一败涂地。犹记得当时兴冲冲带回之际，还落得母亲一顿埋怨：“年轻人，不好好奋斗工作，只打算做吃的？”年轻使然，听到这话，内心有三分不满，两分不屑，但终究也稍微凉了兴致。
　　再后来，年纪增长了一些，心境平和了一些，倒真能扎进书里，品读那些字里字外的韵味。古代文人是很懂生活的，或诗酒年华，或恣意人生。仕途不顺，就与茶、酒为伴，以自然为邻，探求口腹之欲，汲取生活养分，延展生命韵味。才高八斗的大文豪李白、苏轼如此，随园老人袁枚亦是如此。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今浙江杭州人氏。少有才名，擅长诗文。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正直勤政，颇有声望，怎奈仕途不顺，无意吏禄。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自此广交宾朋、云游四野，对酒当歌、论文赋诗。
　　《随园食单》在袁枚一生众多著作中算不得最起眼的作品，与他广为流传的“性灵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却是我最喜爱的一部。我喜爱它，并不因为暨南大学历史学系陈伟明教授评价其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百科全书”“形象之书”“理论之书”；也不只因为它分为须知单、戒单、江鲜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部分，详细论述了我国14至18世纪中叶流行的三百余种菜式，不论高低、不拘一格地展示了当时的民生风貌。我喜爱它，是因为在它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深入中国文人骨髓的坚持、选择、原则和清高心性，又有一些举一反三的辩证思想以及一些寻常生活中最朴素、最动人的道理。尽管可能是执拗的、形式的、务虚的。
　　“圣人于一艺之微，其善取于人也如是”告诫我当不舍“一艺之微”，当“善取于人”；“未可专求之于故纸，然能率由旧章，终无大谬”在指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同时，反向肯定了书籍的地位与作用；“吾虽不能强天下之口与吾同嗜，而姑且推己及物”传递了积极的“可为”的处世态度；“调剂之法，相物而施……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则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和管理意味；“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犹如圣人设教，因才乐育，不拘一律”竟也将饮食文化与人才培养联系起来，揭示了最普遍的育人之道。
　　每每读到“今见俗厨，动以鸡、鸭、猪、鹅，一汤同滚，遂另千手雷同，味同嚼蜡。吾恐鸡、猪、鹅、鸭有灵，必到枉死城中告状矣”，总是忍俊不禁，仿佛能窥见两百余年前做此书时作者那种不屑、鄙夷、清高的样子；亦可领会凡事当有取舍、删繁就简或能更上一层楼的道理。“美食不如美器”是对审美品质的追求，“过时不食”是对节令文化的坚持，“贵多贱少”是对生活品质的执着……
　　频频回温，才发现，打动我的，不过是书中无论何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品质的坚守，以及于细微处探得智慧的能力。疫情期间《人民日报》上刊发了这样一段话：“一样的灾难，有人阳光向上，勇往直前，有人怨天尤人，甚至仇恨社会……这场灾难，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对所有人的体质、阅历、认知、人性、良知、勇气、思想、道德、灵魂、理想、价值观等都是场筛选。人生的艰难困苦无法选择，但可以让自己无坚不摧，战无不胜。”反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无论是东坡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总结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还是简斋的《随园食单》，都彰显了这样一种文人的智慧、文化的韧性与美好的坚守。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你经历了什么，又记住了什么，应该留下什么，是《随园食单》带给我的思考。一念失，一念得，知足、知趣、知进退，是我向先代文人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