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忽然收到一件快递。
　　打开快递，原来是刘第红老师寄来的一本沉甸甸的书——《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第一辑），我甚感惊讶。翻开封面，扉页上从右至左赫然竖排写着三行字：分别是“江俊涛乡亲存念”“刘道玉”和“壬寅孟夏”，下面盖着“刘道玉”的大红印章。
　　我老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武汉大学；而处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只要受过一定的教育，几乎人人皆识武汉大学原任校长刘道玉。在人们的记忆中，刘校长是以教育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因此也获得了“杰出教育家”的美誉。在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心目中，刘校长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用现在的话说，我们是刘校长永远忠实的“粉丝”，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刘校长。
　　说起来，我跟刘校长还是同乡。他比我年长三十多岁，我读小学时，他已在武汉大学和教育部任职。那时乡间出个大学生还十分罕见，所以他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读初中那年，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个消息成为小镇居民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我们都为刘校长感到自豪！
　　初中毕业后，我考进了襄阳五中。入校后没多久，老师组织我们去校史展览室参观，只见墙上贴着刘校长的大幅照片，我这才知道刘校长也是从襄阳五中毕业的，是我们长辈级的杰出校友。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刘校长发奋读书、立志科研的趣事，勉励我们以他为榜样。于是，在这位榜样的“陪伴”下，我们埋头苦读了三年。
　　在那个年代，走进武汉大学的殿堂是很多高中毕业生的梦想，我自然也不例外。然而，高考的失利却让我跟武汉大学无缘，成为终身憾事。
　　虽然我未能沿着刘校长的足迹进入武汉大学，但刘校长依然是我心中的偶像，他那严谨治学的态度、奋发向上的意志、锐意改革的精神，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我想这可能跟母校襄阳五中对我的教育有关，因为我的语文老师李顺谟和王义坤都曾对我的文学天赋格外赏识，鼓励我从事文学创作。在母校对我的影响中，刘校长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母校的精神特质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有刘校长的影子。
　　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刘校长！
　　同时，我还要感谢第红老师。说起我跟他的缘分，既是巧合也是命中注定。我在编辑《厦门文学》时，有一天忽然收到第红老师的来稿，读后感觉语言优美，思想深邃，于是便刊发了，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尊他为良师益友。后来听说他毕业于武汉大学，是刘校长的学生，我便心生羡慕。当然，他也知道了我跟刘校长是同乡加校友。
　　我知道，这些年来，第红老师始终牢记恩师刘校长的教诲，深耕教育研究领域。他传承了刘校长的思想境界和武汉大学的精神谱系，并且也乐于把这种思想境界和精神谱系分享给我，与我共勉。我想，这应该就是他把刘校长的亲笔签名本赠送给我的初衷吧！这是一份异常珍贵的礼物！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认真拜读了《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其中的几句话让我深受启发：“……求异、求变、求新是我的性格，我没有把创新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先士卒，敢为天下先，践行自己的创造教育理念。”我以为，这正是刘校长的思想精髓。而“其命维新”这句话出自《诗经·雅·文王》，原文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承受的天命是新的，比喻国运昌盛，气象一新。刘校长上述那句话和《其命维新》的书名，既体现了他对国运昌盛的美好祝愿，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一个教育家的道德风骨。
　　我想，刘校长愿意签名赠书于我，其实就是对像我这样的后生晚辈寄予厚望。值得一提的是，我最近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下党兴变记》，其中的主题思想正是“兴变”，这与刘校长的“求变”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我这才发现，也许在冥冥之中，刘校长早已成为我思想的导师，尤其是他的那种家国情怀和道德风骨，永远激励着我奋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