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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的民乐之魂
□杜怀超
  朋友馈赠一张江南民乐团音乐会门票,于是欣然前往。
  这是我第一次正襟危坐聆听民乐,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听着几百号人在舞台中央演奏。人生的很多美好遇见,有宿命的邂逅,也有意外的重逢。我是说,与民乐相遇,是两情相悦的玄机,我在冥冥之中等待,她在明亮处守候。
  地处江南,自然要被《二泉映月》《江河水》等名曲熏染;加上从童年到成人之后,父亲的二胡之乐,走街串巷的花轿歌舞,还有收音机、录音机、电视的再现,乐器二胡、竹笛等频繁进入我的视线,如影随形。民乐,带着某种熟稔的情愫,早已融入成长与生命,似斑痕、胎记、年轮和时间的皱纹。
  终究是偏爱,我对西洋乐器有着天生的某种排斥,像我对现代城市空间建筑的疏离,比如一支萨克斯,黄金般锃亮的色泽,粗犷冰冷的材质,还有我听起来充满着西式贵族优雅的乐声,脚、耳朵或手等器官望而却步,望而生畏。这种疏离与隔阂,是本能地拒绝。这种感觉,类似我面对着一座摩天的写字楼与乡野村落里的草堂,草木泥土的温度自然要胜过钢筋水泥的冷酷。这也许与我们天生与草木有不解之缘有关,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贴地生活,是我们的底版。从内在精神到外在肌肤,我们与草木有着血脉一样的关系,我们都活在草木里,过去靠着草木生活,将来还靠草木生活。即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水泥钢筋浇筑的城市空间,相信内心的空地、日子的罅隙里,始终草木葳蕤,决不会荒芜。
  我对民乐的启蒙,最早始于课本上战国时期的击打乐器缶、编钟,还有汉高祖刘邦歌风台上的那把帝王之筑、西域和亲刘解忧带着的那把琵琶及我们生活域场熟知的竹笛、二胡、古筝。当我坐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演奏厅,看着台上身穿演出礼服的乐手们,手里拨动着二胡、古筝,嘴里吐纳着竹笛、唢呐,一瞬间,竹林、丝绸、马群等潮涌而来。众多的器乐,多声部式的合奏、独奏,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淋漓呈现,乐声时而婉约、时而低吟、时而激荡、时而雄浑、时而万籁俱寂、时而万马齐鸣,把整个音乐大厅渲染成一个超现实时空,有远古的惊雷,有奔腾的江水,有咆哮的黄河,有苦难的日子,有不屈的命运,还有时代的赞歌!
  中国民乐,民族的脐带,带着山河画卷、风土人情,用泥土、木头、竹子和石头等最朴素的材料制作而成,是否在暗示着人与自然本位一体?它的面孔与声音,不正是一个民族的历经、沧桑和悲欢?
  灯光聚焦。乐手身穿黑色礼服,端坐在舞台中央。二胡、古筝、琵琶、柳琴、吉他、竹笛,还有大鼓、竖琴和编钟,甚至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击打乐器,树林般地呈现。随着指挥一个铿锵的手势,音乐像潮水涌上来,一曲《红旗颂》恢弘、磅礴,奔腾如赛马,巍峨如宝塔,浩荡如长江,悲壮如战场,激昂如凯旋。我把目光盯在靠近舞台边缘的二胡方队,靠近一张弓和两根弦。细如青丝的两根线,在马尾的左冲右突、上下翻飞下,隔着蛇皮,发出刀锋划过肌肤的疼痛伤感,秀出令人怦然心动的爱恨情丝,以致无数心灵如露珠一样,挂满那一张张有千钧重的弓上。
  整场音乐会,我偏爱乐团演奏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像偏爱江南名曲《二泉映月》,月光在琴声里,把命运、悲伤等一切及物的,都化作流淌的音乐,奏化作混沌的天地之音。三首歌曲的独奏部分,或者说抒情片段,像陈酿、老酒,醉人、伤人、动人;带着时间的刻度、岁月的积淀、故事的背景、往事的回忆,还有早已物是人非的片景,经过一支笛、一把二胡或某件孤独乐器的深沉演绎,变得痛彻肝肠、泪水涟涟;那穿透肉身和心灵的乐声,湿润润的,在心头螺旋式上升,婀娜多姿而又跌宕起伏。这曲调,我以为是属于江南的,江南的丝竹声是贴着水面、贴着尘埃和青草,有湿漉漉的忧郁和哀愁。江南不垂青洪钟大吕或者激越铿锵,她只要民间那一根绣花针般的丝线,就能演绎出属于江南气质的霓裳曲。
  民乐,我对二字的理解是:民族的、民间的,可以是民魂,也可以是民间的声音。她是阳春白雪,有殿堂艺术的高贵;也是下里巴人,有江南泥土的卑微。丝弦上缀满的,不只是宫商角徵羽,还有山水田园。只要她愿意,随便吐纳一口气,或一个轻盈的拨动,世界会为之抖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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