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的“天桥”
偶翻闲书,读到一则史料:某次,一帮朋友来看望晚年的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提到特殊年代曾受命扫过女厕所,还说:“我扫得可干净了!”一位女记者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话音刚落,沈从文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久久不能停止,后来在妻子的慢慢安抚中才平静下来。
扫女厕所这事,沈从文是当笑话讲的,但他内心未必没有伤痛,女记者对他的“懂得”,触动了他灵魂最脆弱的一面,以致出现这样的失态。
“懂得”一个人并不容易。宋代朱熹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途经莆田,特地拜访史学家郑樵。郑樵在草堂设宴招待朱熹,可那是怎样的宴席啊!一碟姜、一碟盐巴,便是全部。朱熹取出一部手稿,郑樵恭敬地接过来,放在桌子上,接着点起一炷香。突然,山风吹来,手稿一页页被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等风过去,才慢慢转过身子,将手稿还给朱熹。朱熹临走,他送到草堂门口便止步。目睹郑樵对自家主人的“傲慢”,随行的书童非常不满,离开草堂后,他对朱熹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设宴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是海里才有的,那姜是山里才有的,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书童接着说:“相公的手稿,他看都不看。”朱熹说:“你错了!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对我很尊敬;风吹开稿子那一阵,他就将稿子看完了。他给我提了不少好意见,还能将手稿里的原句背下来,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实在令人敬佩。”书童说:“相公老远来见他,可今天离开,他送都不送。”朱熹说:“送到草堂门口,他已经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做学问的人时间宝贵啊!”
郑樵尊敬朱熹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假若朱熹像他的书童一样没有见识,他就不会懂得郑樵对礼仪的这种独特的表达,也无法真正走进朋友的内心。
“懂得”也需要一颗博大的心灵。1962年,顾颉刚到中国历史研究所工作,其任务之一是完成《尚书》今译工作。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告诉他:可以调一个研究生进来。顾颉刚选择的是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的研究生李民。李民当时刚刚完成了毕业论文,题目是《〈尚书·盘古篇〉的研究》。王玉哲曾将此文特地寄给顾颉刚审阅。王玉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李民认为《盘古篇》的制作年代为西周初年,与顾先生所持“东周说”迥然相异。顾先生不但没有生气,还为李民找出了几条有利于“西周说”的证据,同时邀他面谈。1963年1月,经过多方疏通,李民来到历史研究所,与顾颉刚等人一起顺利完成了《尚书》今译的工作。我们不难设想,假若顾颉刚对自己的一点“面子”看得特别重,容不得他人挑战,还会留下上述佳话吗?
一个人走向自身之外的世界,需要各种通道,有的是形而下的,这多半是关于物质、生存的;有的是形而上的,大抵跟心灵、眼光等相关。如果我们把前者比作地上的斑马线,后者则是典型的“天桥”,“懂得”便是“天桥”之一。懂得先要立足于“懂”,就是要拨开罩在事物身上的种种迷雾,寻找当事人的初心,与之形成灵魂上的同频共振。“懂”了之后我们方有“得”,这种“得”既体现于最初的共情,更体现于其后长久的肝胆相照。
扫女厕所这事,沈从文是当笑话讲的,但他内心未必没有伤痛,女记者对他的“懂得”,触动了他灵魂最脆弱的一面,以致出现这样的失态。
“懂得”一个人并不容易。宋代朱熹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途经莆田,特地拜访史学家郑樵。郑樵在草堂设宴招待朱熹,可那是怎样的宴席啊!一碟姜、一碟盐巴,便是全部。朱熹取出一部手稿,郑樵恭敬地接过来,放在桌子上,接着点起一炷香。突然,山风吹来,手稿一页页被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等风过去,才慢慢转过身子,将手稿还给朱熹。朱熹临走,他送到草堂门口便止步。目睹郑樵对自家主人的“傲慢”,随行的书童非常不满,离开草堂后,他对朱熹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设宴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是海里才有的,那姜是山里才有的,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书童接着说:“相公的手稿,他看都不看。”朱熹说:“你错了!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对我很尊敬;风吹开稿子那一阵,他就将稿子看完了。他给我提了不少好意见,还能将手稿里的原句背下来,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实在令人敬佩。”书童说:“相公老远来见他,可今天离开,他送都不送。”朱熹说:“送到草堂门口,他已经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做学问的人时间宝贵啊!”
郑樵尊敬朱熹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假若朱熹像他的书童一样没有见识,他就不会懂得郑樵对礼仪的这种独特的表达,也无法真正走进朋友的内心。
“懂得”也需要一颗博大的心灵。1962年,顾颉刚到中国历史研究所工作,其任务之一是完成《尚书》今译工作。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告诉他:可以调一个研究生进来。顾颉刚选择的是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的研究生李民。李民当时刚刚完成了毕业论文,题目是《〈尚书·盘古篇〉的研究》。王玉哲曾将此文特地寄给顾颉刚审阅。王玉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李民认为《盘古篇》的制作年代为西周初年,与顾先生所持“东周说”迥然相异。顾先生不但没有生气,还为李民找出了几条有利于“西周说”的证据,同时邀他面谈。1963年1月,经过多方疏通,李民来到历史研究所,与顾颉刚等人一起顺利完成了《尚书》今译的工作。我们不难设想,假若顾颉刚对自己的一点“面子”看得特别重,容不得他人挑战,还会留下上述佳话吗?
一个人走向自身之外的世界,需要各种通道,有的是形而下的,这多半是关于物质、生存的;有的是形而上的,大抵跟心灵、眼光等相关。如果我们把前者比作地上的斑马线,后者则是典型的“天桥”,“懂得”便是“天桥”之一。懂得先要立足于“懂”,就是要拨开罩在事物身上的种种迷雾,寻找当事人的初心,与之形成灵魂上的同频共振。“懂”了之后我们方有“得”,这种“得”既体现于最初的共情,更体现于其后长久的肝胆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