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是两宋之交罕见的文学巨擘，对宋词的词风转变贡献至伟。在词艺世界，他开疆拓土，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樵歌体”“希真体”，影响了身旁和后世的大批词作者。“他在苏轼和辛弃疾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被誉为“宋词三变”的主角之一。他以叙事纪实和自传性的词章，记录下两宋动荡离乱的社会变迁，堪称以词写史第一人。然而，时光流变，这位曾在两宋词坛显扬一时的词人，却渐渐隐身于历史的硝烟云雾中。时至今日，他的影响力远不及当年，不仅普通读者，即便是大学中文系的一些学子，也有相当多人对其感到生疏。但是，他在宋词发展历程中作出的独特贡献绝不容低估和忽视。
　　两宋之交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外侮内患、烽火连天，家国沦丧、民族危亡。时局动荡，文学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在北宋时已相当繁盛的“诗余”“长短句”，走到了演变的十字路口。朝廷长达十六年“禁乐”，失去音乐依托的“曲子词”如何繁衍存续？北宋时备受朝野喜爱，无论宫阙官衙还是市井巷陌均广泛传唱的宋词何去何从？值此特殊时期，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艺术群体——“南渡词人群体”，而朱敦儒便是其中的最杰出代表，也“应是个巨擘”（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朱敦儒的词被时人称为“樵歌体”“希真体”。两宋词坛，群芳竞秀，但公认自成一宗、独自成体者寥若晨星。《全宋词》辑录词家1330余人，但词风真正被公推为“体”者仅有10位左右。
　　历经八百余载风雨激荡，今天的人们该如何认识、评估朱敦儒在宋词的地位和价值？或许，其同时代人的看法能为我们提供参考和佐证。南宋中期文坛盟主周必大称朱敦儒的诗词“独步一世”，对其赞许有加。宋末诗人汪莘则从宋词演化流变的角度肯定了朱敦儒的卓越贡献：“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尔！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汪莘《方壶诗余自序》）南宋著名词选家黄昇评论朱敦儒是“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称其词“辞虽浅近，意甚深远，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非止旷达而已”。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朱敦儒词在当时词坛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
　　如今，学界公认苏轼、辛弃疾为宋词豪放派之主帅，但人们常忽略了由苏轼的清逸旷达向辛弃疾的悲壮豪放转变过程中的朱敦儒。辛弃疾自己公开表示，其《念奴娇·赋雨岩》词乃“效朱希真体”。显然，由承平时期的苏氏之旷转为动荡乱世的辛氏之豪，绝非偶然，更非天生如此，而是经历了朱敦儒的承继、接力与过渡。朱敦儒在创作上借鉴了苏轼的旷放之风，但又多有开拓创新，他把词的触角伸向现实生活，打破“花间词”的娱宾遣兴、绮罗香泽之窠臼，着力发挥词体的抒情言志功能。其词章的清奇逸趣，以及无所禁忌、包罗万象的纪实叙事性表达，更为词体范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摹本。
　　朱敦儒大大拓展了词风、词路，口语式的议论、散文化的表述、天上人间的浪漫玄想转换，以及珠玉般跃动闪耀的佛机禅理等等，都令词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呈现方式更为立体多元。诚如胡适所论：“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胡适《〈词选〉自序》）显然，诸多词家和学界大师将朱敦儒与苏轼、辛弃疾相提并论，视作宋词史上领袖式的人物，既因三人词风有一脉相承的基因，更在于朱敦儒对词体变革带来的巨大推力。他不仅冲破了以往词的题材、风格之束缚，提升了词的品格、品位，而且以丰富的创作实践，为词艺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引入更具生命力的新范式、新境界。
　　朱敦儒词章展现出的深厚内涵和风格的丰富多元在词史上确实少见。千百年来，人们惯于用豪放与婉约来为词家归宗并类，但若以这种简单化的标尺衡量希真词，就会徒劳无功甚而摸不着头脑。他有李白般“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放，也有晓风残月、闺情绮怨的柔美委婉，更有极具个性的“山林气”和“疏旷风”，而其豪放与婉约也明显异于他人。他那奇思妙想的游仙词，以及充满渔樵之乐和山家风味、不带半点烟火气的隐逸词，更令其词章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风采。而这，正是“希真体”“樵歌体”屹立词坛的魅力所在，是任何词家都无法取代的独特标签和贡献。
　　他不仅是位词人，亦是时代的记录者、吟咏者。风云际会，他见证了两宋王朝的更替。他勤于赋词笔耕，词作几乎完整记录了毕生的迁徙奔波。他的笔下，既有洛阳的金谷铜驼、吴地的篷帆软语，亦有南宋都城临安的采荷少女，还有两广异域的“蛮溪鬼峒”、荔青桄榔。从中原到岭南再北归临安，万里风尘云烟，一路世俗民情，都在词中呈现。民间的“烧灯”“踏青”“斗草”风俗，他一一录下，士人的雅集盛会乃至宫中的“御雪宴”，也不曾遗漏。阅读朱敦儒词章，好似读两宋社会史。在宋代词坛，能以词章全面呈现个人毕生行藏，并折射出时代风云变迁者，也只有辛弃疾可与朱敦儒比肩。
　　朱敦儒词在其生前即备受称誉。北宋时，他是西都洛阳的“词俊”。洛阳乃历史文化古都，“图书之渊”，文人荟萃。北宋政治中心在汴京，但文化中心则在西都洛阳。因此，“洛中词俊”并非地方文化名人之称谓，而具华夏之誉。南渡后，他与向子、徐俯、陈与义、苏庠等结为木樨词社，同题唱和，轰动词坛。
　　两宋词坛，名家迭出，朱敦儒词始终以其鲜明个性独树一帜。其词集《樵歌》《太平樵唱》在宋代即有不同刊本，不少代表作还入选各类选本。自宋以降，朱敦儒词集《樵歌》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至清末，见载于艺文志的手抄本达几十种之多。一部两百多首词的个人词集，能主要以手工誊抄的形式，经历迭朝换代的腥风血雨，世代相传近千年，这不仅体现出读者对希真词的喜爱，也验证了希真词的艺术生命力和文学价值所在。
　　到了近代，朱敦儒词的影响远不及当时，原因诸多，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因《宋史》中那句语焉不详的谈者“判词”，认为他与“桧党”有染。这可能确是原因之一。在历史叙述中，作家和艺术容易变得“脸谱化”，一旦打上原罪印记，便人人忌惮，不敢为其张目，这也影响到作品的传播。但这桩历史悬案本身，却值得重新审视和辨析。从现有艺文史志看，除被授鸿胪少卿一事，无论正史野史，均无朱敦儒与“桧党”有任何实质性交往的记载，更无朱敦儒主动攀附秦桧之说。何况，任鸿胪少卿不足二十天，朱敦儒即再度被罢官，其罪名便是“赵鼎之心腹”，而赵鼎恰是秦桧的死对头。仅此一点，便足证朱敦儒之清白。
　　读过《樵歌》就知道，朱敦儒从不曾谄事权贵，其词章显示着士人的狷介傲骨，去国离乡之恨与家国情怀更是占据主要篇幅。即使在南渡爱国词人群体中，他的作品抒发出的爱国情怀也更为强烈和深厚。朱敦儒晚年虽常以“隐逸词”示人，然而骨子里他仍是一位清高疏狂的爱国词人。而恰恰对于这一点，明清两代的诸种选本却大为削弱，这既妨碍了后人对作者个性和词风的全面了解，也限制了其词的社会传播和影响。
　　朱敦儒词的词史价值近年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别具一格的审美和
　　诗化风格，以及创
　　新的词体词式，不但丰富和拓展了词艺创作，也引起学界对他词学地位的再审视。而朱敦儒在浊世中表现出的自尊、自信与自傲精神，他的个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也受到学界的关注。诚如知名学者王兆鹏教授所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我们现代人常有的心理感受，而朱敦儒早在八百年前对此就有颇为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不能不说个性的觉醒和对人生的反思在朱敦儒时代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因为绝望、忧郁、苦闷和寂寞等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个性和反思发展的重要标志。这在中国思想史、心灵史上也应是值得书写的一笔。”（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近年来，研究、阐释朱敦儒词的学者愈来愈多，论文和专著也不断涌现，但总体而言主要集中于学界，社会大众对朱敦儒词的认知仍显欠缺。在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今天，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樵歌》的广泛传播，朱敦儒词的艺术魅力定会重新被世人认识。
　　（摘自《朱敦儒词赏鉴》；朱悦进评注；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