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与秦腔
“文坛大家，清流人物。”这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盛赞阎纲老先生的话。
第一次遇见阎纲先生，是在2011年5月15日陕西省散文学会成立大会上。
会议期间，聆听了先生关于陕西散文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与艺术风格的讲话。先生如“老吏断狱”，独发机杼，别具怀抱，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丰富多彩的“陕西散文脸谱”，使我感慨良多，获益匪浅。
会后，怀着崇敬之心与先生合影。
先生一袭米色夹克，和蔼可亲，清癯矍铄，高大的身子，瘦成了一竿竹，彰显出一代文人的凛凛风骨。
从此，喜欢上了他。
先是读人，继而读他的书。《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爱到深处是不忍》《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常常的话，慢慢说》……一路下来，渐渐地走进了他的内心深处，走进了他用文字构成的“文学伊甸园”。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先生的文学之旅是与戏曲血脉相连、永远也分不开的。
阎纲是陕西礼泉人，自呱呱坠地，是听着“慷慨悲壮、热耳酸心”的“秦之声”长大的。与礼泉毗邻的乾县，是有着“现代汤显祖”之美誉的秦腔名角范紫东的诞生地，阎纲自小就在“乡下挤死人的草台班子下看戏”，他说那种“多情如恋人，纠缠如怨鬼”的秦腔，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
上小学时，他曾跟随班主任景庆勋学唱戏，拉二胡，后来，又跟乐人何九叔学会了打板（鼓师），可谓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上高小时，曾粉墨登场，扮演过李陵和张君瑞。及长，参加“自乐班”的活动。继而，参加解放军宣传队的演出，一直到创建文化馆、县文联，阎纲坦言：“戏曲成了我毕生在读的艺术学校。”
俗语：“看戏哩，比世理。”随着年纪渐长，他对戏曲更有着如痴如醉般的喜爱与刻骨铭心般的感悟，他说：戏曲的唱词就是我心目中最早的诗；戏剧冲突成为我理解艺术的重要特征；戏曲的对白使我十分看重叙事文学的对话描写；戏曲人物的脸谱反使我对艺术人物的性格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戏曲语言的大众化使我至今培养不起对洋腔洋调过分欧化语言的喜好；戏曲的深受群众欢迎使我不论做何种文艺宣传都十分注意群众是否易于接受。
听一听王宝钏，柔肠百转而性情刚烈，“三击掌别了父女情”，爱就爱它个虽九死犹未悔，苦守寒窑，咋说也不进你相府门，十八年，不简单，成了陕西女人的形象使者，陕西人的骄傲和偶像。秦腔的哭音惊天动地，不信你试试，在寂寥天地里，运足气，大吼一段任哲中的《周仁回府》，那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对“卖主求荣”的仇恨与控诉，视死如归的决绝而又缱绻不绝如缕，石破天惊，能不让人想起硬骨头的“关中愣娃”？
《平贵别窑》里一步三回头的种种动作表情和声声凄厉的叫唱撕心裂肺；《十五贯》里娄阿鼠同算命先生言语周旋、顺着锣鼓点在条凳上跳来跳去，将猜疑和恐惧推向极致；《蝴蝶杯·藏舟》和《秋江》不论是说、是唱，都在当夜的江中央；《打渔杀家》里桂英女前台焦急地等待老爹，后台同步传出“一五！一十！十五……”的杖击声声入耳；《四进士》里宋士杰撬门、偷书、拆书、抄书，边动作边唱出的惊恐与激愤惟妙惟肖。特别是秦腔，“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不是唱而是“吼”！不论大净如包公还是小生如周仁，一概发自肺腑地吼，借用全身力气吼，慷慨激越，热耳酸心。正是这样唱着、吼着，凉州词、塞上曲，黄沙百战穿金甲，万里黄河绕黑山，更催飞将追骄虏，相看白刃血纷纷——呼啸厮杀，何等悲壮啊！
绘画与音乐、造型美与语言美，在抽象或半抽象的写意空间巧妙融合，在象征性的一席之地演绎出一出出人生大戏，那样夸张真切，那样和谐优美，那样淋漓尽致，那样入耳入脑、沁人心脾——啊，神妙的精神艺术！
阎纲坦言：“我喜爱悲剧，爱喜剧里的悲剧因子，因为悲剧里有崇高，历史在悲剧中发展。”
著名文学评论家费秉勋在《贾平凹论》一书中写道：“一个生长在乡村的作家，要在创作中割断他与故乡的生命联系，摒弃童年和故乡对他创作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童年时代是这类个体根本性的生命阶段，这个生命阶段就成了他终生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的胚胎、根基和源头，他是无论如何再也甩不掉的。假设把这种‘生命审美化’的人童年故乡生活在他意识中的沉积从他身上割断、摘除，这个人的艺术灵气便立即消失，就像是草木被斩断根系，潭水被切断源头，像贾宝玉被从脖子上摘走了通灵宝玉，这个人作为艺术家就不复存在了。”
诚如费秉勋先生所言，原来阎纲的既重逻辑思维又重形象思维，既传统又现代，既理性又诗性的“二重组合”评论风格，是植根在关中民间艺术丰厚的沃土之上的。
晚明大才子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同代才子袁宏道亦言：“世人但有殊癖，终生不易，便是名士。”
在我看来，阎纲老先生是个有癖之人、性情中人，心中自有一股真气涤荡，是作为后学的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祝先生健康长寿、现世安稳！
第一次遇见阎纲先生，是在2011年5月15日陕西省散文学会成立大会上。
会议期间，聆听了先生关于陕西散文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与艺术风格的讲话。先生如“老吏断狱”，独发机杼，别具怀抱，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丰富多彩的“陕西散文脸谱”，使我感慨良多，获益匪浅。
会后，怀着崇敬之心与先生合影。
先生一袭米色夹克，和蔼可亲，清癯矍铄，高大的身子，瘦成了一竿竹，彰显出一代文人的凛凛风骨。
从此，喜欢上了他。
先是读人，继而读他的书。《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爱到深处是不忍》《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常常的话，慢慢说》……一路下来，渐渐地走进了他的内心深处，走进了他用文字构成的“文学伊甸园”。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先生的文学之旅是与戏曲血脉相连、永远也分不开的。
阎纲是陕西礼泉人，自呱呱坠地，是听着“慷慨悲壮、热耳酸心”的“秦之声”长大的。与礼泉毗邻的乾县，是有着“现代汤显祖”之美誉的秦腔名角范紫东的诞生地，阎纲自小就在“乡下挤死人的草台班子下看戏”，他说那种“多情如恋人，纠缠如怨鬼”的秦腔，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
上小学时，他曾跟随班主任景庆勋学唱戏，拉二胡，后来，又跟乐人何九叔学会了打板（鼓师），可谓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上高小时，曾粉墨登场，扮演过李陵和张君瑞。及长，参加“自乐班”的活动。继而，参加解放军宣传队的演出，一直到创建文化馆、县文联，阎纲坦言：“戏曲成了我毕生在读的艺术学校。”
俗语：“看戏哩，比世理。”随着年纪渐长，他对戏曲更有着如痴如醉般的喜爱与刻骨铭心般的感悟，他说：戏曲的唱词就是我心目中最早的诗；戏剧冲突成为我理解艺术的重要特征；戏曲的对白使我十分看重叙事文学的对话描写；戏曲人物的脸谱反使我对艺术人物的性格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戏曲语言的大众化使我至今培养不起对洋腔洋调过分欧化语言的喜好；戏曲的深受群众欢迎使我不论做何种文艺宣传都十分注意群众是否易于接受。
听一听王宝钏，柔肠百转而性情刚烈，“三击掌别了父女情”，爱就爱它个虽九死犹未悔，苦守寒窑，咋说也不进你相府门，十八年，不简单，成了陕西女人的形象使者，陕西人的骄傲和偶像。秦腔的哭音惊天动地，不信你试试，在寂寥天地里，运足气，大吼一段任哲中的《周仁回府》，那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对“卖主求荣”的仇恨与控诉，视死如归的决绝而又缱绻不绝如缕，石破天惊，能不让人想起硬骨头的“关中愣娃”？
《平贵别窑》里一步三回头的种种动作表情和声声凄厉的叫唱撕心裂肺；《十五贯》里娄阿鼠同算命先生言语周旋、顺着锣鼓点在条凳上跳来跳去，将猜疑和恐惧推向极致；《蝴蝶杯·藏舟》和《秋江》不论是说、是唱，都在当夜的江中央；《打渔杀家》里桂英女前台焦急地等待老爹，后台同步传出“一五！一十！十五……”的杖击声声入耳；《四进士》里宋士杰撬门、偷书、拆书、抄书，边动作边唱出的惊恐与激愤惟妙惟肖。特别是秦腔，“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不是唱而是“吼”！不论大净如包公还是小生如周仁，一概发自肺腑地吼，借用全身力气吼，慷慨激越，热耳酸心。正是这样唱着、吼着，凉州词、塞上曲，黄沙百战穿金甲，万里黄河绕黑山，更催飞将追骄虏，相看白刃血纷纷——呼啸厮杀，何等悲壮啊！
绘画与音乐、造型美与语言美，在抽象或半抽象的写意空间巧妙融合，在象征性的一席之地演绎出一出出人生大戏，那样夸张真切，那样和谐优美，那样淋漓尽致，那样入耳入脑、沁人心脾——啊，神妙的精神艺术！
阎纲坦言：“我喜爱悲剧，爱喜剧里的悲剧因子，因为悲剧里有崇高，历史在悲剧中发展。”
著名文学评论家费秉勋在《贾平凹论》一书中写道：“一个生长在乡村的作家，要在创作中割断他与故乡的生命联系，摒弃童年和故乡对他创作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童年时代是这类个体根本性的生命阶段，这个生命阶段就成了他终生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的胚胎、根基和源头，他是无论如何再也甩不掉的。假设把这种‘生命审美化’的人童年故乡生活在他意识中的沉积从他身上割断、摘除，这个人的艺术灵气便立即消失，就像是草木被斩断根系，潭水被切断源头，像贾宝玉被从脖子上摘走了通灵宝玉，这个人作为艺术家就不复存在了。”
诚如费秉勋先生所言，原来阎纲的既重逻辑思维又重形象思维，既传统又现代，既理性又诗性的“二重组合”评论风格，是植根在关中民间艺术丰厚的沃土之上的。
晚明大才子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同代才子袁宏道亦言：“世人但有殊癖，终生不易，便是名士。”
在我看来，阎纲老先生是个有癖之人、性情中人，心中自有一股真气涤荡，是作为后学的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祝先生健康长寿、现世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