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用生长看待并解决一切问题
□王湘蓉
创新的力量由何而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教授在采访中谈道，创新的载体是创造性人才，核心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思维教育应该超越知识和技能。钱旭红从老子思想的精妙，谈到量子理论的意义，古今相接，东西相融，让人感受到站在前沿探索事物发展本源的科学家，其思想的深邃和张力。当可以承载自己最深沉的思索，人的思想就带着光芒，通透、自由和清醒。钱旭红便是如此。
◆教育最大的危机，是教育质量支撑不了国家对于创造和创新的迫切需求
担任过两所不同类型大学校长的钱旭红，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有着丰富实践和理性判断。他对创新型人才进行了定义，认为现阶段创新型人才要能够掌握过去人类各种思维模式的全景格局和图谱，并能够抓住未来思维变化的趋势，具备感知幸福的能力和创造力。他认为不同发展时期对人才有着不同需求，衡量创新人才的标准需要适时调整。“我们教育最大的危机，是教育的质量支撑不了国家对于创造和创新的迫切需求。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重新思考、流程再造，如何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和世界趋势的拔尖创新人才，最后是能否再次把中国变成人类文明新的引领性源头之一。”
面对新一轮的科技变革，无论从一个国家的战略需求，还是从一个文明出发，关键点还是要解决国家竞争力、人才竞争力问题。从世界发展轨迹视角，钱旭红进行了冷静阐述，因为牛顿建立了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热力学、电磁学的问世，推动了人类近代工业发展；对宏观世界的理性、实验性把握，使欧洲超越古中华成为世界文明的领先者和中心。因为互联网、计算机、航天等业态的发展，重塑了现代产业和社会形态；对微观世界的理性把握，奠定了美国科技领先者的地位。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进入合成生物、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的智能化发展新阶段，对量子规律的探索和理性把握将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世界。
从我国历史维度出发，钱旭红认为，中国从过去农业国家转变成工业国家，成立了很多专业学院，培养了大量职业人才。“过去培养的人才更多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需求，那时候我们对创新要求不高，按照产品工艺流水线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要求培养人才成为主流。”钱旭红坦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培养的人才与国家整体产业结构能够相匹配，但原始创新不足。从当前现实来看，如何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卓越创新人才，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钱旭红表示，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基本达到了一定的世界水准。现在中国相当于走到了喜马拉雅山的4000米、5000米，突然要求攀到8000米，以前发达国家通过几百年多步走完成的工作，中国要一步达到，这是巨大挑战。教育需回应这个挑战，创新人才的培养无论从理念、举措还是布局都要进行大调整。
◆我们很缺理念，缺理念真正的理论高度和原有的独创思想
钱旭红谈道，站在世界文明变局的前沿，需要在认知世界发展的基础上，提升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很缺理念，缺在什么地方？缺在真正的理论高度和原有的独创思想，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文明缘起的观点和未来的观点。”
钱旭红进一步解释道，首先应该从古代先贤的智慧里汲取力量；同时应该向前沿思想量子理论寻找新的支撑，量子理论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将启发人类更多的发现和创造。
量子科技的发展，也必然引发对教育科学、教育哲学的思考。钱旭红指出，目前传统的、局限的、固定式的思维方式很难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挑战，需要培养学生具有自发能动性的量子思维。因为这是一个人人参与的世界，主动互变并无限可能的世界。“人具有量子思维特点：测不准、叠加、纠缠、跳跃的言行情绪和思考状态。量子力学表现特征为波粒二象性，人的波粒二象性典型表现在人心理的不可预测和言行的‘非理性’，人的精神状态是量子态的，人的思维和决策很大程度符合量子思维规律。”
教育与人的发展密切关联，同样具有量子“跃迁”特点。因为每个人的发展及其过程都是非线性、多种可能性、充满变化的。量子思维的教育是每个人各具潜能和特色优势，每个人都不同且不可替代，应该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和评价方法。钱旭红感慨道，“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改变思维，既能回归本源又能走向前沿的思维就是老子学说和量子思维的结合，这两者相互兼容，大体互通，体现出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钱旭红认为，与牛顿的“世界体系”意识相适应的传统经典教育理论，正面临着与量子论相适应的量子教育观念的严峻挑战，量子教育学需应运而生。
◆教育可能存在的最大偏差，就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
钱旭红认为，好的教育需弱化人的“工具性”，要做好“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和谐平衡。他谈道，教育要遵循三大公理，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言之教和因材施教，在实践层面应注重思维导向的通识教育、前沿导向的专业教育、研究导向的教师教育、英才导向的智能教育。
“教育必须通过实践践行理念，两者要合二为一，我们说得太多，但做得太少了。”他坦言，看向未来的时候，应该回过头去看看传统的历史。“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需要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我们做到全面而自由发展了吗？我们做到不言之教、因材施教了吗？整天夸夸其谈，拼命地灌输，结果适得其反。”在钱旭红看来，如果东家学一点，西家学一点，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基因，教育最后就会成为四不像；如果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既不注重历史，又不注重现实，更无法感知未来，很大程度上会失去自我，人才培养将会成为无本之木。
在谈到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时，钱旭红强调卓越教师是人才培养最根本因素。他认为，卓越教师应该是专家型、研究型教师，具有企业家精神、教育家情怀。他认为要培养教师善于组织社会资源，善于在实践中探索新方法。“教师如果不从实际问题出发，不在实践中研究，就不具备操作能力，只能做个背书的留声机。教育可能存在的最大偏差，就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虽然知识的传授和知识教育不一定是落后的，但是忘记去把握知识的内涵，特别是忘却了知识所演绎的思维和精神。”钱旭红犀利地指出，老师常常有一些糟糕的教学，一是太注重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应该是及格分，而不是最高分；二是太注重知识灌输，从学科看学科，从专业谈专业。现在脑科学、人工智能发展迅猛，教育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的教育科学研究是克服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手段，学校应该帮助老师从单调的教学中解脱出来，给他们时间和精力进行哲学上超越性的思考和研究上的冒险探索，反过来再影响改变教学实践。
◆科学以外需要一盏明灯，光速达不到的地方通过艺术去到达
当下，教育有三个思考无法回避，一是“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二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三是毛泽东的希望：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基于这三个思考，钱旭红正在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如何通过对学生的卓越思维训练，培养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兼具的卓越人才？如何才能提供源自中国且能走向世界的知识学科专业体系，并真正拥有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未来卓越？
愿景波澜壮阔，现实需要我们去斗风破浪，探索走向现实的多种可能性，根本在于教育需要重新考量人才培养的要素和结构，重构人才培养路径。在钱旭红看来，大学应成为新人才、新科技、新学术的策源地。“新时代的大学肩负着育人、文明、发展三大使命，立德树人需要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以及这三种精神要素的统一。”
许多创新性科技成果都是在学科交叉融合及各类新科学技术彼此交织中催生出来的，而大学教育又以专业来细分学生学习内容。面对这种现状，在人才培养是注重交叉还是强化专业，是注重知识教授还是方法传授等矛盾性问题上，钱旭红的观点是，大学教育需要进行课程和知识结构化顶层设计，并进行不同学科知识有与无、多与少、近与远的合理契合配置和个性结构化。他指出，现在是学科界限模糊、各学科融合的时代，人才培养在交叉和专业、知识和方法等方面都需要兼而有之。
“第一，大学要给学生规范化的通识性教育；第二，是在标准原则之上的个性化教育，两者要相互结合。”钱旭红谈道，人才培养要有遵循的原则和底线，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了阐述。生物进化、生态演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生物的基因和蛋白有一个保守区和最大程度的可进化区，这个保守区一般占比不高，但一直存在，如果保守区不存在了，这个物种就不再存在了。“就像新冠病毒有保守区一样，所以它叫‘新冠’，但它能根据环境不停地变化，从而生存发展，因为它的可进化区非常庞大，占了绝大部分。因此人才培养在遵循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有最大程度的变化和最小程度的保守，多方面相互协调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钱旭红进一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全科发展而是健全发展，要注重不可缺少的核心素养培养，而自由是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一个人的成长至少要培养科技、人文、艺术三方面素养，具备这三方面素养，这个人不至于缺得太多。”科学只能解决科学的问题，科学以外需要一盏明灯，因为光速达不到的地方通过艺术去到达。
回身凝望历史时，历史会给予回望者以应答和力量；瞻望未来时，星海闪烁，一切可期。人类在跋山涉水中不断探索，在自我和他人教育中不断觉醒，文明火种得以生生不息。因为有像钱旭红这样无数的科学家努力辨析世界本源，伴着他们思想和实践生长出的认知疆域，随着时间推移，边界不断延展，呈现出无限可能的美好图景。正是这些生长的念想和创造，成就了人们现在的生命状态，这种跨越时空相联结的浩浩荡荡的思索，在空白的罅隙里生长出了新芽，从而催生许多创新，改变的力量便自然而然地生发了。
（据《教育家》，有删节）
创新的力量由何而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教授在采访中谈道，创新的载体是创造性人才，核心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思维教育应该超越知识和技能。钱旭红从老子思想的精妙，谈到量子理论的意义，古今相接，东西相融，让人感受到站在前沿探索事物发展本源的科学家，其思想的深邃和张力。当可以承载自己最深沉的思索，人的思想就带着光芒，通透、自由和清醒。钱旭红便是如此。
◆教育最大的危机，是教育质量支撑不了国家对于创造和创新的迫切需求
担任过两所不同类型大学校长的钱旭红，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有着丰富实践和理性判断。他对创新型人才进行了定义，认为现阶段创新型人才要能够掌握过去人类各种思维模式的全景格局和图谱，并能够抓住未来思维变化的趋势，具备感知幸福的能力和创造力。他认为不同发展时期对人才有着不同需求，衡量创新人才的标准需要适时调整。“我们教育最大的危机，是教育的质量支撑不了国家对于创造和创新的迫切需求。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重新思考、流程再造，如何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和世界趋势的拔尖创新人才，最后是能否再次把中国变成人类文明新的引领性源头之一。”
面对新一轮的科技变革，无论从一个国家的战略需求，还是从一个文明出发，关键点还是要解决国家竞争力、人才竞争力问题。从世界发展轨迹视角，钱旭红进行了冷静阐述，因为牛顿建立了经典力学以及后来热力学、电磁学的问世，推动了人类近代工业发展；对宏观世界的理性、实验性把握，使欧洲超越古中华成为世界文明的领先者和中心。因为互联网、计算机、航天等业态的发展，重塑了现代产业和社会形态；对微观世界的理性把握，奠定了美国科技领先者的地位。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进入合成生物、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的智能化发展新阶段，对量子规律的探索和理性把握将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世界。
从我国历史维度出发，钱旭红认为，中国从过去农业国家转变成工业国家，成立了很多专业学院，培养了大量职业人才。“过去培养的人才更多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需求，那时候我们对创新要求不高，按照产品工艺流水线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要求培养人才成为主流。”钱旭红坦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培养的人才与国家整体产业结构能够相匹配，但原始创新不足。从当前现实来看，如何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卓越创新人才，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钱旭红表示，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基本达到了一定的世界水准。现在中国相当于走到了喜马拉雅山的4000米、5000米，突然要求攀到8000米，以前发达国家通过几百年多步走完成的工作，中国要一步达到，这是巨大挑战。教育需回应这个挑战，创新人才的培养无论从理念、举措还是布局都要进行大调整。
◆我们很缺理念，缺理念真正的理论高度和原有的独创思想
钱旭红谈道，站在世界文明变局的前沿，需要在认知世界发展的基础上，提升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很缺理念，缺在什么地方？缺在真正的理论高度和原有的独创思想，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文明缘起的观点和未来的观点。”
钱旭红进一步解释道，首先应该从古代先贤的智慧里汲取力量；同时应该向前沿思想量子理论寻找新的支撑，量子理论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将启发人类更多的发现和创造。
量子科技的发展，也必然引发对教育科学、教育哲学的思考。钱旭红指出，目前传统的、局限的、固定式的思维方式很难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挑战，需要培养学生具有自发能动性的量子思维。因为这是一个人人参与的世界，主动互变并无限可能的世界。“人具有量子思维特点：测不准、叠加、纠缠、跳跃的言行情绪和思考状态。量子力学表现特征为波粒二象性，人的波粒二象性典型表现在人心理的不可预测和言行的‘非理性’，人的精神状态是量子态的，人的思维和决策很大程度符合量子思维规律。”
教育与人的发展密切关联，同样具有量子“跃迁”特点。因为每个人的发展及其过程都是非线性、多种可能性、充满变化的。量子思维的教育是每个人各具潜能和特色优势，每个人都不同且不可替代，应该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和评价方法。钱旭红感慨道，“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改变思维，既能回归本源又能走向前沿的思维就是老子学说和量子思维的结合，这两者相互兼容，大体互通，体现出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人文之和。”钱旭红认为，与牛顿的“世界体系”意识相适应的传统经典教育理论，正面临着与量子论相适应的量子教育观念的严峻挑战，量子教育学需应运而生。
◆教育可能存在的最大偏差，就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
钱旭红认为，好的教育需弱化人的“工具性”，要做好“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和谐平衡。他谈道，教育要遵循三大公理，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言之教和因材施教，在实践层面应注重思维导向的通识教育、前沿导向的专业教育、研究导向的教师教育、英才导向的智能教育。
“教育必须通过实践践行理念，两者要合二为一，我们说得太多，但做得太少了。”他坦言，看向未来的时候，应该回过头去看看传统的历史。“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需要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我们做到全面而自由发展了吗？我们做到不言之教、因材施教了吗？整天夸夸其谈，拼命地灌输，结果适得其反。”在钱旭红看来，如果东家学一点，西家学一点，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基因，教育最后就会成为四不像；如果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既不注重历史，又不注重现实，更无法感知未来，很大程度上会失去自我，人才培养将会成为无本之木。
在谈到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时，钱旭红强调卓越教师是人才培养最根本因素。他认为，卓越教师应该是专家型、研究型教师，具有企业家精神、教育家情怀。他认为要培养教师善于组织社会资源，善于在实践中探索新方法。“教师如果不从实际问题出发，不在实践中研究，就不具备操作能力，只能做个背书的留声机。教育可能存在的最大偏差，就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虽然知识的传授和知识教育不一定是落后的，但是忘记去把握知识的内涵，特别是忘却了知识所演绎的思维和精神。”钱旭红犀利地指出，老师常常有一些糟糕的教学，一是太注重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应该是及格分，而不是最高分；二是太注重知识灌输，从学科看学科，从专业谈专业。现在脑科学、人工智能发展迅猛，教育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的教育科学研究是克服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手段，学校应该帮助老师从单调的教学中解脱出来，给他们时间和精力进行哲学上超越性的思考和研究上的冒险探索，反过来再影响改变教学实践。
◆科学以外需要一盏明灯，光速达不到的地方通过艺术去到达
当下，教育有三个思考无法回避，一是“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二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三是毛泽东的希望：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基于这三个思考，钱旭红正在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如何通过对学生的卓越思维训练，培养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兼具的卓越人才？如何才能提供源自中国且能走向世界的知识学科专业体系，并真正拥有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未来卓越？
愿景波澜壮阔，现实需要我们去斗风破浪，探索走向现实的多种可能性，根本在于教育需要重新考量人才培养的要素和结构，重构人才培养路径。在钱旭红看来，大学应成为新人才、新科技、新学术的策源地。“新时代的大学肩负着育人、文明、发展三大使命，立德树人需要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使命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以及这三种精神要素的统一。”
许多创新性科技成果都是在学科交叉融合及各类新科学技术彼此交织中催生出来的，而大学教育又以专业来细分学生学习内容。面对这种现状，在人才培养是注重交叉还是强化专业，是注重知识教授还是方法传授等矛盾性问题上，钱旭红的观点是，大学教育需要进行课程和知识结构化顶层设计，并进行不同学科知识有与无、多与少、近与远的合理契合配置和个性结构化。他指出，现在是学科界限模糊、各学科融合的时代，人才培养在交叉和专业、知识和方法等方面都需要兼而有之。
“第一，大学要给学生规范化的通识性教育；第二，是在标准原则之上的个性化教育，两者要相互结合。”钱旭红谈道，人才培养要有遵循的原则和底线，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了阐述。生物进化、生态演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生物的基因和蛋白有一个保守区和最大程度的可进化区，这个保守区一般占比不高，但一直存在，如果保守区不存在了，这个物种就不再存在了。“就像新冠病毒有保守区一样，所以它叫‘新冠’，但它能根据环境不停地变化，从而生存发展，因为它的可进化区非常庞大，占了绝大部分。因此人才培养在遵循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有最大程度的变化和最小程度的保守，多方面相互协调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钱旭红进一步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全科发展而是健全发展，要注重不可缺少的核心素养培养，而自由是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一个人的成长至少要培养科技、人文、艺术三方面素养，具备这三方面素养，这个人不至于缺得太多。”科学只能解决科学的问题，科学以外需要一盏明灯，因为光速达不到的地方通过艺术去到达。
回身凝望历史时，历史会给予回望者以应答和力量；瞻望未来时，星海闪烁，一切可期。人类在跋山涉水中不断探索，在自我和他人教育中不断觉醒，文明火种得以生生不息。因为有像钱旭红这样无数的科学家努力辨析世界本源，伴着他们思想和实践生长出的认知疆域，随着时间推移，边界不断延展，呈现出无限可能的美好图景。正是这些生长的念想和创造，成就了人们现在的生命状态，这种跨越时空相联结的浩浩荡荡的思索，在空白的罅隙里生长出了新芽，从而催生许多创新，改变的力量便自然而然地生发了。
（据《教育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