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叶前朝寺，无僧寒殿开。
　 池晴龟出曝，松暮鹤飞回。
　 古井碑横草，阴廊画杂苔。
　 禅宫亦销歇，尘世转堪哀。
　　— 唐·司空曙《过庆宝寺（一作耿湋诗，题作废宝光寺）》
　　在西安市大南门内书院门街口北侧，赫然耸立着一座7级宝塔，名字就叫宝庆寺华塔。
　　这个塔原先并不建在这里。据《关中胜迹图志》中载：宝庆寺在唐长安城的安仁坊（此坊在郭城中部朱雀大街北段的东侧，与荐福寺同在一坊），为隋文帝仁寿年间（公元601～公元604）修建。隋文帝杨坚、唐中宗李显都曾御驾亲临寺中。这是个以收藏经卷为主的寺院。唐文宗李昂太和、开成年间（公元827～公元840），在寺内又建了这座塔，塔用五色彩砖砌成，因而称为“华塔”，寺院遂被叫作“华塔寺”。现寺门额上刻有“唐花寺”。古汉语“华”与“花”通用。
　　唐昭宗李晔天佑元年（公元904），朱温（全忠）挟昭宗东迁洛阳，拆毁宫室、百官衙署及民舍，并将梁柱等材料组成渭水浮筏，经黄河运至洛阳，名都长安城瞬间成为废墟。当时驻防长安的节度使韩建放弃了外郭城和宫城，缩筑长安城（叫新城）。在修新城时，仿照原郭城内宝庆寺和寺塔的原形，重建于南城墙里现在书院门的西口内。这座华塔为6面7层，高约23米，龛内嵌有魏、隋、唐等各代的石刻佛像。据《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五代时，此寺（当指宝庆寺）的殿宇遭灾祸被焚，惟塔保存。
　　清末在西安高等学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在所著《长安史迹考》中关于宝庆寺的记载：此华塔周壁上刻有十数个精丽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内壁上复嵌佛像十二，俱极精巧，断为盛唐名作，其中亦有存留“长安”（武则天的最后一个年号）、“开元”年号者。据传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筑长安城，方移至此寺云。
　　宝庆寺华塔平面呈六角形，内有魏、隋、唐等时代的石刻佛像。在塔东侧，现存明景泰二年重修石碑一通。建国后，政府对宝庆寺华塔进行了整修，系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宝庆寺最让人注重的是塔身浮雕造像龛上曾经拥有的唐代石雕佛像，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誉为“初唐中国雕刻代表作品”。在世界上都极为有名。这些文物其所蕴含的超绝艺术魅力和厚重的历史价值，无疑应属国宝级。但实际上早年镶嵌于宝庆寺塔壁面的这组浮雕造像龛，原嵌于长安三年（公元703）武则天所建西京光宅寺七宝舍利楼阁之上。光宅寺为仪凤二年（公元677）笃信佛法的唐高宗因光宅坊葡萄园内出土舍利万枚而敕建，系长安名刹。明代将光宅寺内七宝台壁面镶嵌的三十余面高浮雕造像龛移入城南的宝庆寺（又名花塔寺）供养。清雍正元年修缮宝庆寺之际，又将部分浮雕造像龛嵌入砖塔壁面保存，存世共计32面，故也称为宝庆寺造像龛。
　　这些浮雕一般有两种规格，多数是一米高、七八十公分宽的长方形，上雕一佛二菩萨，佛像多数为两脚垂坐于两朵大仰莲上，这种双足下垂的坐势，佛学上称为善跏趺坐，通常是弥勒佛坐于兜率天宫的样式。还有一种是一米高、三十余公分宽的竖长条形浮雕，多刻观音菩萨立像。观音束高发髻，手持净瓶，袒上身，斜披络腋，衣带飘扬，体态优美，雕刻技法极为熟练。
　　七宝台的浮雕多是武周朝的名臣近侍和武后亲族施钱镌刻的，故多有颂文。流落到日本的十数方，内有长安三年扬州大都督府扬子县令兰陵萧元春造弥勒坐像，又有开元十二年（公元724）虢国公杨公等造弥勒坐像等。开元十二年距武则天卒已十九年，大概七宝台仍在不断修缮，据所刻铭文为“虢国公杨花台铭并序”，文中又有“杨将军新庄像铭”，可知此时七宝台已更名杨花台，因长安三年萧元春造像铭文中尚有“巍巍高妙，霞生七宝之台”一语，可证。
　　可想而知，当年光宅寺的规模一定非常之宏阔雄伟，七宝台内除浮雕佛像外，还有来自西域于阗的画家尉迟乙僧所绘壁画，据《唐朝名画录》云：“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变，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寺塔记》记有：“宝台甚险，登之四极眼界，其上层窗下尉迟画，下层窗下吴道子画。”
　　七宝台的浮雕据统计约有三十余方，其后光宅寺荒废，唯石雕尚存，故移于长安城内太常寺故地的书院街宝庆寺（花塔寺）内，雍正元年宝庆寺重修，石雕有十余方左右嵌入花塔塔身各面，剩下的则散置于后殿。我国清代的金石学者也曾部分着录。可惜且可悲的是上世纪初，散置的浮雕全部流出国外，现分藏于美国菲里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尤以日本为多，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还陈列有十余方，日本个人收藏多方。大林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都有着录。
　　国内残留数方均是长方形的佛坐像，旁有二胁侍菩萨，那种竖长形的仅雕一尊的观音像却一方也没有了，均流出国外。现在我们只能从法国人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拍摄于1907年，日本人伊东忠太拍摄于1902年，足立喜六拍摄于1906年的照片来欣赏这些宝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