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有篇文章叫《诗人的散文》。在文中，桑塔格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诗人笔下的散文，做了言简意赅的深透论述。其中提到，有一类诗人所写的散文，“不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个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这类自我崇高化甚至英雄化的诗人，其散文“主要是关于做一个诗人……被描述的自我是诗人的自我，日常的自我（和其他自我）常常因此被无情地牺牲”。
　　诗人吕刚不属于这一类。虽然他的诗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以及将一个不那么特别的题材处理得别有兴味的能力。
　　写诗作文三十余年，吕刚终于坐下来，编辑整理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东墙西向》。虽然书的副标题为“论文选”，但实际上更像是“散文选”或“散文随笔选”。除了不少篇目写人叙事之外，在论及一些文学或学术问题时，也多以散文随笔的写法，将问题融入别有兴味的叙述中。也即是说，他的写法是诗人作家式的，而不是学人论者式的。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诗人的文集，分为三部分。
　　卷一多写人记事。读来或令人莞尔，或令人悲从中来，或者令人悲欣交集。尤其所叙写的那些已然离世的人，无论老少，都令人难忘，心生感慨。作者是深情的。他将身边师友的旧事记录下来，既是述怀，也是永久的纪念。
　　卷二主要书写自己的阅读经历与心得。其中有故事，亦有论说，只不过，这些论说也都融于娓娓道来的倾谈中。同样有令人惊叹，缘分不可思议，甚至堪称惊艳的遭际。不信可试将该卷的《梁实秋散文及其他》与前卷的《杭州故事》对读。
　　三十多年前，吕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另一所大学任教。新世纪初时，曾中途辗转换过单位，依然是在大学教书。只是，他没有像身边的很多人那样，为了跟上形势“自我提高”，去读什么硕士、博士。他坚持着自己的“不上进”，甚至“落后”。不少同龄人，或更加年轻的同事，都成了高学历人才，他却依然谨守着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似乎真的“落后”了。然而，吊诡的是，有时“退步原来是向前”。他已然成了大学中文系当中，为数不多的、始终对文学葆有浓厚兴趣的老师，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纯正的文学趣味，以及对文学最基本的敏感与判断。
　　书中的《我所读过的汪曾祺》一文，或可印证上述所言不虚。在那里，作者写到，因为学生借走了自己手头一本汪曾祺的书，而想去书店另买一本。可是他这个汪曾祺的热爱者，却不顾出版社信息（这是一个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文学者绝不会忽略的），看到后就满怀兴奋地买一本回家。等到仔细阅读，发现目录与正文多有差错时，才想起看看，这到底是哪家出版社印的书！于是引发一个曲折而引人入胜，甚而令人失笑的故事。
　　他不怕将自己身上的“糗事”写出来，写得那样幽默、曲折，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甚至你会在笑之后疑问：这是真的吗？但你不会怀疑作者的真诚。
　　除却上述两卷，这部选集的卷三，才是真正的论文。但如前言，这些论文实际上还是作者以散文的笔法所做的文章。也因此，论析的文字并不坚硬，而是娓娓道来。这些文字读来，有事理，有趣味，不仅悦目，而且赏心。自然，有时也会给人以豁然的启发。
　　关于诗人所写的散文，布罗茨基说过一句决绝的话：诗人转向散文写作，永远是一种衰退。吕刚不会为此惭愧，因为他没有“转向”。他只是在写诗的同时，顺手写下了一些散文（对读者来说，只是遗憾他写得太少）。
　　读吕刚的这些行文畅然，别有意趣的文字，我们有理由说，这是诗人的散文。另一种诗人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