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西藏军旅作家、记者杨星火女士说：男子汉生命征途里少兵营生活，无疑是一种缺憾。我有幸应征入伍，且在雪域高原超期服役，为祖国戍边八年，藏北剿匪、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捍卫祖国不被侵犯当应自豪。
　　1961年8月20日，新兵在古城西安东郊电力专科学校集中，进行简短受训后，肩背被褥，欢欣鼓舞，一路歌声，步行十多公里赶到火车西站等候西行的专列。
　　那时所谓的专列，是一节车厢一盏马灯、一个尿桶，一二十个人吃喝撒卧一张席的“闷罐车”。
　　有趣的是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接新兵的曾指导员宣布去兰州，大伙儿无不欢欣鼓掌，称道叫好！从这城市去那个城市，都是繁华的大都市。但车过兰州站时不搭梯子不开门，反倒加快了车速。这时，曾指导员又宣布：刚刚接到上级命令，我们去西藏。车厢一片哗然！原来，去兰州是个“谎招”。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曾指导员的话使车厢里的噪声瞬间变哑，大家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唯窗外的风声、疾驰铁轨碾咂声在空旷的夜幕里响亮、震颤……
　　思想政治工作老练的曾指导员，随机组织大伙儿开展写决心、表誓言，坚决服从祖国号召，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自我教育活动。车厢里顿时又变得热烈起来……
　　22日清晨，在峡东兵站用完早餐，改乘以柴油为动力，高车轮、宽车体的大依发牌汽车。
　　二三十辆大依发一字排开，发出特有的“咚咚”声，震天动地，浩浩荡荡地向西藏进发，沿途引得路人驻足围观。田间秋收的藏民停下农活，拍手或挥舞着镰刀，喊着“金珠玛米，金珠玛米呀咕嘟！（藏语意为：解放军，解放军好！）”少见多怪的藏獒，不知是欢迎还是惊恐，跑前跑后地狂吠……
　　我们陆军第11师31团新兵集训安排在江孜县一个山沟的寺庙里。四周后新兵正式分下连队。我被分到2营5连9班。
　　班长刘友定，1959年参军，陕北黄陵人。副班长宋景贤，原籍蓝田县，从教多年，也是1959年参军。班员张金成、胡贵，加上我为三个人。一个正规建制的步兵班，两名班干部，三名战士。可见当时野战部队缺员的严重程度。
　　我们的任务除了军训、执勤外，主要是修筑中尼公路和农垦。半年后，我被调到连部做通信员。指导员刘振邦看我十五六岁，小小年纪就来当兵，惊奇地发问为什么不把中学念完？困难。我回答。在部队可以继续学。我点头称是。
　　在指导员的启发鼓励下，我把自学的想法写信告诉原籍西王小学班主任孟书琴老师。她很高兴，支持我的想法。问我需要什么学习用品，由她负责购买，按时邮寄到部队。
　　就这样，我便开始了文化自补学习。指导员刘振邦、文书杨学良、副班长宋景贤等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分别担任我的语文、数学、化学、自然课的辅导老师。
　　四年多时间，除了军训、完成日常通信任务、农垦劳动外，几乎所有空隙都用来自学，攻读课文与做习题。
　　指导员刘振邦是团政治处俱乐部专职主任，下连挂职，发现和培养文化人才。他喜欢我的读写天赋，经常有意出些题目，让我找素材，写好后他再修改，然后稿件投给《高原战士报》《西藏日报》或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有些稿件还远寄给北京的《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稿件陆续被媒体刊发自然欢欣鼓舞，若有退回的稿件，指导员和我一起分析，寻找不被采用的原因，接着再修改，再投寄，直至发表。
　　后来，我先后被《高原战士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聘为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我和炮三连文书候万民有两三年时间，每年都有一段被抽调到团宣传股搞全团通讯报道的“特殊”待遇。
　　这些学习与锻炼，为我之后参加高等教育自考、电大及脱产专业知识进修学习，从事新闻工作等打下了良好基础……
　　50多年过去了，战友们电话“相聚”，或和曾指导在电话中“遇见”，提及当年进藏时为什么玩“谎招”，他终于揭开谜底。原来是一位领导为了圆满完成征兵任务，要求他们不要说去西藏，说老陕没有远走他乡的习惯。如果说了，怕完不成征兵任务。哈哈，这位领导也太小瞧我们陕西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