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刚
　　刘明琪老师是个会讲故事的人。
　　我念大学时，刘老师是我的授课老师。他教我们写作课。课里课外，他都爱讲故事。他也特会讲故事。记得有一次，刘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爬华山。人走得困乏，坐下来歇息。他就讲故事给我们听。听着听着，发现许多陌生的游客也围上来。故事讲完了，我们的脚力在欣悦的欢喜里恢复过来，借着月光继续赶路。下山回来，刘老师写了篇《月光下的山峦》。小说刊在《延河》杂志上。我们几个兴奋地在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影子。三十多年以前，刘明琪是陕西文坛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位颇具潜力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时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班上同学多以有这样一位老师而自豪。自然，刘老师热爱文学的种子也播撒在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心里。
　　后来我大学毕业，教书之余也从事文学写作。刘老师那时也离开教职，去师大出版社工作。我偶尔去看他，谈话间，说的最多的还是教学与写作上的事儿。我知道，老师打心底里热爱写作。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的文学事业。果然，退休以后，他又重拾纸笔，悄然投入萦之于心的长篇小说的写作中。现在，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狼关》，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刘老师告诉我，这部书从构思到交给出版社，断断续续，数易其稿，写了三十余年。
　　去年八月份，书印出不久，刘老师就送我一本。我一口气读完。等忙完手头的课业与杂事，想写点读后感言，又一行行，一页页，把厚达三百多页的书，重读一遍。我边读边想，沉浸其中，掩卷思之，感慨良多。
　　首先，我觉着《五狼关》这部小说，作者讲了一个好故事。
　　坐落在终南山中洵河北岸的左家花屋，是宁县五狼关一带的大家富户。拥有水田千亩、旱地七八百亩，还在重庆、汉口、上海及本埠五狼关镇开有商号，经营金银玉石、名贵药材和皮毛山货生意。主人公左焕然娶了三房太太，有一儿三女，有护家的家丁十余人，短工、长工二十几个。这样的富户人家，真是少见。左家是怎么发达的？
　　原来，左家的先人做桐油生意亏本。一次偶然机会发了横财。于是，买田置地，用十年时间建起了左家庄园。然而，正如三太太所说，“世上的事情哪里有个完满”。这个富家大户，偏是脉血不旺。主人公的父亲不幸早亡。爷爷就把左家的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自小让他读圣贤书，盼望“左家由此飞黄腾达，焕然一新”。不巧的是，在焕然要考取功名时，朝廷却下诏废了科考。不过左焕然倒不是一个为科考而死读书的人。受儒家思想陶染日久，他立志要像孟老夫子一样，“追求至大至高的人生境界”。主持家政后，左焕然捐资抗日，赈灾济民，助除恶僧，兴办新学，于远远近近，赢得了好名声。甚至后来得到一块“忠孝仁爱”的牌匾，高挂在左家花屋门楣上。但命运弄人，左焕然唯一的儿子瓦片却是个天生的残障（患软骨病）。这对信奉儒家孝道的他来讲，是致命的缺憾。事情又生转机。左焕然在协助县府清匪时，收养了一个“匪崽”。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孩子，决心“将匪崽当儿子养”。整本书的情节由此渐入高潮。左焕然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转折。最后，左焕然被新生的政府抓捕枪决。小说由“清匪”开始，自收养匪崽一转，铺陈开来，如一树花发，色映堂前，香飘宇外，格外地惹眼抓心。
　　其次，我以为，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左焕然这个独特的乡绅形象。刘明琪是一位有着自觉现代意识的小说家。他写小说，自然不是单纯地讲故事，愉悦读者。塑造一个立得住、存得久的文学形象，是他潜心着力之所在。以我有限的阅读与粗浅的体会，我要说，左焕然这个艺术形象是立得住，也存得久的。
　　在当代作家笔下，左焕然这个乡绅形象，堪称独特的“这一个”。柳青的《创业史》、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描写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生活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梁三老汉、隋抱朴、白嘉轩与朱先生，与左焕然的身份、性格都不相同，命运也不一样。可以说，左焕然这个形象填补了当代小说艺术的一个空白。
　　当然，写人所未写，这是艺术创造跨出的第一步。跟上的一步，即这个形象须在艺术上立得住，才至关紧要。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我想，都有如此的印象：左焕然是个开明乡绅，是个独慕亚圣孟子的读书人。但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的人物。他有血有肉，有个性。甚至他身上有着不可理喻的性格缺陷。这样的人，走出书本，会与你擦肩而过，或是不期而遇，执杯话谈呢。
　　左焕然广有家资，读圣贤书，明理守道。每当国难民困时，他都能慷慨解囊，倾力相助。这是大爱。常人难办。但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把人物一意拔高与架空，也写他作为常人的爱憎与心理。
　　一次，左焕然陪母亲去观音庙进香，发现恶僧迫害良家女，便寻着驻守五狼关的岑团长，为民除祸害。但当他发现恶僧掩藏的秘密后，也心里发慌，“唯恐忍朴疑心泄其风流之事而加害于他”，以至于下山时，都“腿脚有些发软”。这不是性格的软弱，也无关乎人的日常修养。这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书中还有几处情节，颇能彰显左焕然的心性特征。
　　一是左焕然为了静心护养南生（匪崽后取的名字），竟把亲生的残障儿子瓦片背到狗熊谷扔掉。只是在他转身的霎时，良心发现，又把儿子背了回去。这种行为对于一个孔孟之徒来讲，实在是难以理喻。但左焕然到底是“活”着的人，不是贴着理性标签的木偶、稻草人。他平日里禁锢瓦片，“不愿以瓦片示人”，也是不愿意人们对左家说三道四，为着家族的声誉着想。这都很合他“凡事追求完美”的心性。
　　二是小说结尾，写主人公的逃亡。左焕然是个饱读诗书，仰慕亚圣孟子（他自号“希圣”），一生“追求至大至高”境界的人，大难临头，如何会听了长工曹二的话，逃亡他乡呢？我想，以左焕然平素的为人，他肯定有过思量，有过纠结，有过痛心的抉择。他可以像曹二那样选择自首，甚至可以居家坐以待毙。如此，似更合乎一个堂堂正正乡绅的行为做派。但那样就不是左焕然了。小说最后一章写左焕然与其一生的知己曹二的对话，流露出他对生的不公的怨怼，和对死的不忍的迁延。死到临头，他选择生，选择逃亡，这是一个人的本能。
　　汪曾祺记述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先生教他们小说的写法，一定“要贴到人物来写”。我以为刘老师写左焕然就是贴着“人物”去写的。他的笔紧靠着人物的身份、感情、情绪，不游离，不落墨到所写人物之外。读圣贤书、守仁义礼的左乡绅，首先也必定是“人”。《五狼关》中左焕然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当然，成功的形象不止这一个。长工曹二、匪崽南生、鲍队长、岑团长、三太太、连香等，都是形象鲜明的人物。
　　作者为什么能把他笔下各色人等写得活灵活现、生动感人呢？因为，刘老师小说所写的人和事，都深藏在他人生的经验与记忆中。他自小就生活在长安终南山下滈河北岸一个村子里，祖父辈都是躬耕的农民。十七八岁离乡当兵。1977年底考进大学读书。所以，书中描写的终南山下河川一带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五狼关镇街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是为他的家乡父老、为自己的生命记忆存此立照。自然，这里也凝聚着作者对历史转折期民族命运的关注，及个体生命在时代进程中悲欢沉浮的关切与思考。小说《五狼关》的价值与意义就在这里。
　　注：文中引语未表明来由者皆引自小说《五狼关》（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