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三岔五，我就能接收到来自不同友人的善意劝告：老师，你别再写那些小文章了，写小文章对你是一种浪费，凭你的实力，应该写几部大块头作品的。或者：趁你还不算太老，赶在人生谢幕之前，得抓紧时间写一部留名青史的垫枕之作。面对忠告者的拳拳之心，我诺诺地顿首答应着，连声地感谢着，但心海里，却免不了浪花翻卷：何为大文章，何为小文章，此类的问题，在提出之前，是否先要将其外延和内涵予以澄清？
　　我深知，劝我者唇舌间的大文章，就是字数多，就是所谓的“长篇巨制”。对此，我却不以为然。我对文章大小的评判，从来都不依据字数之多寡，册页之厚薄，而是内蕴之荣枯，思想之有无，艺术之优劣；也从不认为发表在大报大刊上的文章就是大文章，发表在小报小刊上的文章就是小文章；更不认为获奖的作品就是文学的高巅，没获奖的作品就是文学的低谷。能够证明作品价值的，只有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外在的装饰、托举和帮衬。外部的执意拔高或矮化，一时则有效，长期则无效。时间，终会把一切打回原形，星星会是星星，灯笼会是灯笼。也就是说，我从来不在意谁写了多少，发表在哪里，是否获奖，只在乎其文章有无超越常态的水准和质量。洋洋万言，也许是废话一堆；三言两语，也许是“千淘万漉”的金粒。
　　梳理古今，环顾中外，没有一个作家能依赖字数的堆砌，崛起为巍巍山岳的。诸子百家中，《论语》《孟子》《墨子》《道德经》《荀子》等，无一不是短歌，寥寥数千字，就已光芒万丈。唐诗宋词亦莫不如此，李白吟诗千章，陆游作词万首，但就每首诗词的体量而言，皆为“豆腐块”，无不瘦小若麻雀，而非雄壮如虎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字词并非决堤之水，滔滔泛滥。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是一系列短篇小说的集合体，总字数不过区区二三十万而已。也许唯一能在字数方面称雄的，是以《红楼梦》为标杆的明清话本。但需要明白的是，前八十回的《红楼梦》，包括国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之所以被人仰望，绝非源于字数之丰盈，而是因其内涵之绝世深广和语言之极致臻美。
　　二十世纪中外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中国的鲁迅和奥地利的卡夫卡，就足以把对“大部头作品”的迷信，击得粉碎。鲁迅一生从未涉猎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也仅有《阿Q正传》和《祝福》等数部，外加十多个短篇小说，其余皆为短小精悍的随笔杂谈；卡夫卡的作品则更为稀缺，在世时未曾公开亮相过一个字，三部未完工的半拉子长篇小说，二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就构成了他作品的全部——但有谁敢断言鲁迅和卡夫卡不够伟大，是小作家？
　　写作，是淘金，不是割草。毕其一生，也许淘到一粒一筐，也许颗粒无收；而不是今日割一束，明日割一捆，日久垒草成垛。大量的作家，貌似写得多之又多，但真正能让人铭记的，却少之又少。就连在当代尽享尊荣的艾青，除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外，谁还能记起他别的更多的诗句？
　　以我之见，写长写短，写多写少，应由题材的大小来决定，而非由作者预先的谋划来定夺。把一碗面，汤汤水水地稀释成一锅面，面的质量定会大打折扣；反过来，把一斗面，让一只碗来盛装，不但装不下，还会撑破碗。鞋盒子装一头大象，是不切实际；集装箱装一头小猫，是大材小用。合脚的鞋方为好鞋，合身的衣方为好衣——简言之，文字永远服务于内容和思想，是内容的容器，是思想的载体，而不是相反。言之有物，万字不赘；言之无物，半句多余。
　　无论能力是否具备，磨砺是否到位，认知是否到位，动辄就摩拳擦掌地醉心于书写多卷本的“长篇巨制”，且以长短论英雄，在我看来，不是优点，恰是需要疗治的疾患。野心大于实力，欲望高于本领，注定其作品会沦为冗长的裹脚布。空洞无物，言之无理，论之无道，认知低下，常识缺乏，逻辑混乱，事实与情感的双重虚假等，哪怕著作等身，到头来，终究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了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