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一万年
农业是伴随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一个现象，如果把文明理解成一个立体结构，可能最稳定贯穿的轴心就是农业。数字社会就10年，信息社会不到50年，工业社会有几百年，但农业，1万年。或许将来出现了“宇宙社会”，但农业依然会存在，它就是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农业起源地不是自然环境的“优等生”
在农业起源之前，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依靠渔猎和采集，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学术界把“大自然中有什么就拿过来什么”的获取方式，称之为“利用型经济”，而农业让人类有了生产，产生了“生产型经济”。
为什么远古人类要那么努力地付出大量劳动去生产呢？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是因为人口压力。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让仅仅依靠渔猎采集难以为继。有这样一个数据，一个五口之家，通过“利用型经济”，所需土地空间是100平方公里；而在农业社会，只需要30亩地，也就是0.02平方公里，这大大加大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
在世界地图上看农业的起源地，共有三个圈：西亚北非，在1万多年前驯化了野生小麦；中国的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在大约1万多年前，谷子（小米）、黍子（黄米）、水稻，完成了驯化；美洲大地，从北美的墨西哥延伸至南美的安第斯山脉，距今约7000年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驯化完成。
世界这么大，为什么农业非得诞生在这三处地方？这三处其实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是自然环境的“优等生”，甚至是位于近似恶劣的条件下，不过又在小面积的范围内有河流可供灌溉，比如，古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中国的黄河。
这样的自然条件，能够允许人类生存，但一旦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单纯地向大自然索取就会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当人们无意中发现种子落地可以萌生、猎获的动物可以驯养，那么就制造工具、兴修水利……一切都需要思考，一切都需要创造，于是，文明之火被点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砥砺奋发的精神。
农业是人类的一个错误？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农业可能是人类演化史上最大的错误。
首先，农业影响人类健康。在采集渔猎时代，人类的饮食结构比较全面，但在农业时代就比较单调，汉代的小孩在2-5岁时，有明显的营养不良现象。定居之后，人口密度增加，传染病也随之而来。在农业刚起源时，人类的寿命是缩短的。
其次，农业带来了社会的分化，带来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和剥削，所谓的文明社会起源是奴隶社会。还有，人类开始破坏环境，森林被砍伐，沼泽被排干，大量土地变成耕地。所以，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环境，农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戴蒙德还特别强调两个原因：一是资源的浪费，一方面农业需要大量储备，但量很难把握，另一方面是社会分化产生了资源分配不均；二是带来了大规模的暴力与战争，不是说采集狩猎者就没有暴力，只是那时候人口基数太小，只有到了农业社会，才会发生几十万人的厮杀。
戴蒙德的观点可以自成一说，但绝对不能否认农业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没有农业，就不会有文明，任何一个文明都立足于农业基础之上。采集狩猎时代，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没有等级，似乎特别美好。但那
个时代的生产是被限制的，所能支撑的人口必然有限，就像《三体》中说的，是被“锁死”的。
进化论中讲“适应”，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应该翻译成一个中国传统词——“位育”，出自《中庸》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育”强调的是主体，而“适应”强调的是外部条件。位育的意思是，外部的条件为我所用，而非我不断去适应外部。
潘光旦用“位育”来翻译“适应”，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博厚悠久的一个特征。中华文化是一种养育的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最崇尚教育，发明了完善的考试制度，以考试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其实这就是一个最早的开放的文明。
中国历史的“小麦时代”与“稻米时代”
《史记·夏本纪》中讲大禹治水，“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大禹命令一个叫“伯益”的人给大家水稻种子，可以种在低洼潮湿的地方。在“四大发明”之前，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是农业。有一个统计，如今世界上以水稻为主食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70%。我们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端起一碗米饭，它的最早驯化地就是中国。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发明了伟大的“轮作复种”，比如北方的冬小麦的“两年三熟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今天的山东一带；而南方的“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最晚在北宋时期成熟。
中国的历史，换一个维度，可以用一部农业史来串联。
《吕氏春秋》中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古人对农业的一种定义。古代给孩子的蒙读歌本《千字文》中有一句话，“治本于农，务兹稼穑”。《诗经》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可能是中国文献中最早有关稻田灌溉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成为一种谋略：吴越争霸，越国借口饥荒向吴国借粮，第二年丰收后，把种子蒸熟后还给人家，造成吴国饥荒；《战国策》中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西周是黄河流域的两个小国，东周在下游，西周在上游，东周想种水稻，西周却控制了水源。
秦国的农业一直很发达，《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论文，反映的是那个时候对农学的思考。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焚书坑儒”，但焚的书是有选择的，“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在读孔子编撰的史书《春秋》时，发现其他粮食作物孔子都不关注，他只记载麦与禾。小麦在一万年前从西亚起源，在距今五千年前扩展到东亚、进入中国。它击败了中国北方原有的谷子、黍子、糜子等作物，并影响到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汉代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小麦时代”。
三国时期，曹操屯田许下，颁发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小麦生产。重视农业生产，是曹魏统一北方的基础。三国鼎立的历史，甚至可以看作是两个南方稻作农业政权和北方旱地农业政权之间的较量。
到了唐朝，开始“仰江淮以为国命”，江淮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国家已经离不开江淮地区稻作农业了。中国的历史如果以作物来分，由此进入到“稻米时代”。稻米甚至可以形塑国家的版图。
宋初曾经想通过水稻种植，将与辽的边界固化在河北沿边地区，种植水稻的地方归宋，不能种的地方就归辽。这样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随着北宋中后期气候转寒，这种成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了南宋，就变成以淮河为界。北宋时，宋辽边界基本在游牧业和农业之间，到了南宋，宋金的边界是以水旱农业为界，北方是旱地农业，南方是水田农业。
到了明清，中国人口由两亿翻番到4亿，这些新增长的人口是靠美洲传来的马铃薯、玉米、甘薯养活的吗？作用有，但可能没么那大，主要还是靠稻麦——提高单产、扩大种植面积。
宋代以后，源于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开始向北方传播。据各地的地方志记载，中国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很多地方，最早关于稻作的记载出现在明清时期。
从这些历史的细节中，可以看到农业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产生的巨大影响。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农业起源地不是自然环境的“优等生”
在农业起源之前，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依靠渔猎和采集，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学术界把“大自然中有什么就拿过来什么”的获取方式，称之为“利用型经济”，而农业让人类有了生产，产生了“生产型经济”。
为什么远古人类要那么努力地付出大量劳动去生产呢？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是因为人口压力。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让仅仅依靠渔猎采集难以为继。有这样一个数据，一个五口之家，通过“利用型经济”，所需土地空间是100平方公里；而在农业社会，只需要30亩地，也就是0.02平方公里，这大大加大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
在世界地图上看农业的起源地，共有三个圈：西亚北非，在1万多年前驯化了野生小麦；中国的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在大约1万多年前，谷子（小米）、黍子（黄米）、水稻，完成了驯化；美洲大地，从北美的墨西哥延伸至南美的安第斯山脉，距今约7000年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驯化完成。
世界这么大，为什么农业非得诞生在这三处地方？这三处其实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是自然环境的“优等生”，甚至是位于近似恶劣的条件下，不过又在小面积的范围内有河流可供灌溉，比如，古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中国的黄河。
这样的自然条件，能够允许人类生存，但一旦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单纯地向大自然索取就会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当人们无意中发现种子落地可以萌生、猎获的动物可以驯养，那么就制造工具、兴修水利……一切都需要思考，一切都需要创造，于是，文明之火被点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砥砺奋发的精神。
农业是人类的一个错误？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农业可能是人类演化史上最大的错误。
首先，农业影响人类健康。在采集渔猎时代，人类的饮食结构比较全面，但在农业时代就比较单调，汉代的小孩在2-5岁时，有明显的营养不良现象。定居之后，人口密度增加，传染病也随之而来。在农业刚起源时，人类的寿命是缩短的。
其次，农业带来了社会的分化，带来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和剥削，所谓的文明社会起源是奴隶社会。还有，人类开始破坏环境，森林被砍伐，沼泽被排干，大量土地变成耕地。所以，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环境，农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戴蒙德还特别强调两个原因：一是资源的浪费，一方面农业需要大量储备，但量很难把握，另一方面是社会分化产生了资源分配不均；二是带来了大规模的暴力与战争，不是说采集狩猎者就没有暴力，只是那时候人口基数太小，只有到了农业社会，才会发生几十万人的厮杀。
戴蒙德的观点可以自成一说，但绝对不能否认农业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没有农业，就不会有文明，任何一个文明都立足于农业基础之上。采集狩猎时代，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没有等级，似乎特别美好。但那
个时代的生产是被限制的，所能支撑的人口必然有限，就像《三体》中说的，是被“锁死”的。
进化论中讲“适应”，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应该翻译成一个中国传统词——“位育”，出自《中庸》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育”强调的是主体，而“适应”强调的是外部条件。位育的意思是，外部的条件为我所用，而非我不断去适应外部。
潘光旦用“位育”来翻译“适应”，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博厚悠久的一个特征。中华文化是一种养育的文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最崇尚教育，发明了完善的考试制度，以考试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其实这就是一个最早的开放的文明。
中国历史的“小麦时代”与“稻米时代”
《史记·夏本纪》中讲大禹治水，“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大禹命令一个叫“伯益”的人给大家水稻种子，可以种在低洼潮湿的地方。在“四大发明”之前，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是农业。有一个统计，如今世界上以水稻为主食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70%。我们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端起一碗米饭，它的最早驯化地就是中国。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发明了伟大的“轮作复种”，比如北方的冬小麦的“两年三熟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今天的山东一带；而南方的“一年两熟、稻麦轮作制”，最晚在北宋时期成熟。
中国的历史，换一个维度，可以用一部农业史来串联。
《吕氏春秋》中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古人对农业的一种定义。古代给孩子的蒙读歌本《千字文》中有一句话，“治本于农，务兹稼穑”。《诗经》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可能是中国文献中最早有关稻田灌溉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成为一种谋略：吴越争霸，越国借口饥荒向吴国借粮，第二年丰收后，把种子蒸熟后还给人家，造成吴国饥荒；《战国策》中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西周是黄河流域的两个小国，东周在下游，西周在上游，东周想种水稻，西周却控制了水源。
秦国的农业一直很发达，《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论文，反映的是那个时候对农学的思考。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焚书坑儒”，但焚的书是有选择的，“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在读孔子编撰的史书《春秋》时，发现其他粮食作物孔子都不关注，他只记载麦与禾。小麦在一万年前从西亚起源，在距今五千年前扩展到东亚、进入中国。它击败了中国北方原有的谷子、黍子、糜子等作物，并影响到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汉代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小麦时代”。
三国时期，曹操屯田许下，颁发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小麦生产。重视农业生产，是曹魏统一北方的基础。三国鼎立的历史，甚至可以看作是两个南方稻作农业政权和北方旱地农业政权之间的较量。
到了唐朝，开始“仰江淮以为国命”，江淮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国家已经离不开江淮地区稻作农业了。中国的历史如果以作物来分，由此进入到“稻米时代”。稻米甚至可以形塑国家的版图。
宋初曾经想通过水稻种植，将与辽的边界固化在河北沿边地区，种植水稻的地方归宋，不能种的地方就归辽。这样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随着北宋中后期气候转寒，这种成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了南宋，就变成以淮河为界。北宋时，宋辽边界基本在游牧业和农业之间，到了南宋，宋金的边界是以水旱农业为界，北方是旱地农业，南方是水田农业。
到了明清，中国人口由两亿翻番到4亿，这些新增长的人口是靠美洲传来的马铃薯、玉米、甘薯养活的吗？作用有，但可能没么那大，主要还是靠稻麦——提高单产、扩大种植面积。
宋代以后，源于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开始向北方传播。据各地的地方志记载，中国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很多地方，最早关于稻作的记载出现在明清时期。
从这些历史的细节中，可以看到农业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产生的巨大影响。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