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知道北京，不是因为“北京有个天安门”，那时这首歌还未问世，而是由于毛主席住在北京城。而后知道北大，不是因为北大怎么怎么出名，而是由于中学出了个孙开秦。
　　孙开秦高我四级，一九五七年秋，我读初一，他读高二。印象中，孙能言善辩，口才好，文采好。听过他在大礼堂的一个报告，关于本县的历史和现状调查，风流倜傥之至，身处小镇，见不到大家，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家。五九年，我校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两人考上北大：孙开秦，历史系；冯国瑞，哲学系。
　　我停学一年，刚刚复学，听说孙开秦考上了北大，这才晓得，北京有个北京大学，并且是中国最高学府。
　　六零年暑假，孙开秦回来，在老闸口的小桥上与高班学生侃大山。那时风华正茂，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好当口。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合德这地方，很不赖，小桥流水，地灵人杰，搁在全国县城一级，也是数得上的。
　　六三年，射中又有一人考上北大。周古廉，经济系。我俩小学同班，考初中时，他落榜，到民办中学读了三年，高中又考回来。周家是弹棉花的，兼带出租古典章回小说。生意人家手头相对宽裕，周古廉每天骑车上学，风驰电掣，风度翩翩。
　　是年寒假，他带给我几份北大学报，使我眼界大开，考北大的信念更为坚定。
　　我起意考北大，是在高一。学校作文竞赛，我获得高一年级的第一名。奖品，是一本书，张葆莘的《眼睛的故事》。
　　人生有很多偶然，很多偶然的结合就定向了人生。高一分甲乙丙丁四班，甲乙两班学俄语，丙丁两班学英语。我起先分在丁班，学英语，没过两周，学校又重新分配，把我调到乙班，考虑我初中读的是俄语。其实，我初一时还没开外语课，停学一年，复学插入下一班，初二乙，增加了俄语，因为中考不考俄语，所以我根本未学，混过来的。到高一乙班，也是从头开始。
　　有失。英语日后大有用场，倘若我高中学的是英语，此生绝对是另一种走向。
　　也有得。高中英语老师是老派留洋生，满肚子学问，但属于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他不擅教学，因此，高考时英语普遍拉分，拖后腿，我若留在英语班，恐怕很难考上北大（六四届有四人考上北大，六五届又有两人，都是俄语班的）。
　　不由得不感谢俄语老师黄嘉仁，他的教学水平是一流的，学生的成绩就是证明。后来中苏交恶，俄语地位下降，英语地位上升。文革后，适逢改革开放，人才流动，他干脆调回老家启东，当广电局长去了。
　　总归是个干才。
　　当然，还要感谢语文老师丁瑛、纪锡生。丁瑛老师很喜欢我，他给我的作文分数总是最高的。也曾经敲打过我，一次语文课上，讲解“自命不凡”一词，顺口举例：“卞毓方就自命不凡。”
　　我不是自命不凡，我只是有自己的想法。
　　纪锡生老师是苏南人，出身不好（这是当时的标准），他告诉我当年一心想考北大，高考过后信心满满，在北京哥哥家里度假，谁知通知下来，是南京师范学院——他很失落，一个人骑单车去颐和园，自哀自叹了大半天。纪老师的强项是古文，两年受教，获益匪浅。除此而外，纪老师还对我过分膨胀的诗情进行了敲打，我常常压制不住地把记叙文当作诗来写，即使看起来像是记叙文，实际是没有分行的诗。班上有几位同学也学我。纪老师一再警告，这习惯要改，高考只考记叙文或议论文。
　　还有一个要特别提出的，是县图书馆管理员徐玉婵。当时，凭借书证每次只能借一本，先在柜台外翻图书卡片，确定要借的书，写在纸上，让管理员帮助找。徐女士对我特殊待遇，每次让我进馆随便浏览，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本。
　　大恩难言谢。我从人民日报退休后，回老家寻访她，世事沧桑，竟无人知其下落。屡经曲折，总算在前辈校友、书法大家臧科先生的帮忙下，于盐城见了面。
　　大爱无言。
　　向臧科先生致谢！真的，我五十余年的思念，只能归纳为这四字：大爱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