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现代进行时是不可抗拒的，都市和乡村，都处于这一“龙卷风”的核心，既逢迎这一洪流的癫狂，又承受着其必然生成的荒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小镇青年都必然地冲向作为财富、欲望与现代文明象征的都市。在青年作家范墩子的《抒情时代》中，“树杈上的男孩”杨大鹏也不例外，他与身边所有的小镇青年，像被驱赶的羚羊，或者像被枪声惊散的鸽子，飞蛾一样扑向城市。
　　人们很快地抓住了一个现代性的关键词：速度。正如张火箭对摩托车的迷恋，以至于不惧飙车可能送命。然而，他们的灵魂被远远地落在后面，依然在乡村游荡、盘亘。这是一种必然的撕裂状态。
　　四肢健全的青壮年可以逃离荒芜，奔向城市，而另外一些人却无法离开，比如杨大鹏的妹妹杨梅，她被遗弃在乡村。杨梅是捡来的孩子，天生双腿残疾。这样的一个女孩儿，在孤独中把自己的灵魂与羊链接在一起。“羊人”是一个绝妙的意象，它不仅仅意味着温顺和软弱。在作者极富诗性的想象中，“羊人”这一意象，在小说中不断溢出更加丰富的意味。
　　在波德莱尔将现代性的某一特征描述为“灵魂的日渐消瘦，物质的逐渐掌权”，但对于被流放在现代边缘的小镇女孩儿杨梅身上，却出现了灵魂的“日渐膨胀”。
　　日渐荒芜和狼藉的乡村世界，成了她灵魂日益膨胀的精神牧场。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抒情时代》的结构特点。小说采用了双主人公的双叙述或独白模式，这样一个结构模式，能使人物的内心叙述自然而然地舒张开来，无边无际地漫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脱离的故事性，而是说，在双主人公的叙述中，故事和灵魂的漫游，充分展示了水乳交融的诗性状态，在此中，万物皆披上神的光泽。与此同时，通过主人公，或者主人公在孤独的注释中疯癫的奶奶，历史和神话也被自然流畅地交汇起来，构成了更为盛大和旷远的折叠交错时空。
　　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有上述魔幻和疯癫的状态，但小说依然有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当两个承担叙述责任的主人公，把目光聚焦在小镇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时，真实准确的现实主义色彩，就浮现出来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展示着他们动荡叵测的、一望无际的命运，构成城市化洪流背景下乡村世界的狼藉。
　　小说中更有一个情节上的设置：杨梅通过网络认识，并且对其产生深刻情感依赖的对象，竟然是她戴着面具的哥哥杨大鹏，通过这样一种虚拟的沟通，杨大鹏更加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对妹妹的不安和忏悔，甚至包含了对自己分裂、遗落在乡村的部分自由灵魂的眷恋。然而，一旦摘下这副面具，这种情感，对两人来说，都意味着难以承受的情感幻灭的打击。
　　当然，杨大鹏和杨梅的自由灵魂，都在随着成长而不断地被吞蚀，他们终将面临不可挽回的丧失。对杨大鹏来说，游荡在西安城墙下的夜晚，就是他正在经历的丧失；而对杨梅来说，让她在姐妹中找到精神慰藉的“夜莺姐妹会”解散之后，她便开始经历丧失。因此，小说的悲剧性更加推进了一层——童年是辽阔的，成年是逼仄的。
　　从现代主义发端以来，所谓的“抒情”，早已背离了我们头脑中对“抒情”的定义——它实际上是“反抒情”：否定、目标丧失、碎片、扭曲、荒芜、无法被拯救，在暗夜的碎片中竭力寻找微光，发现毁灭中的美。因此，《抒情时代》的“抒情”，实际上是“反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