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第一次站上讲台，彼时的我与台下学生年岁相仿。相似的青春轨迹消弭了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以初出茅庐的赤诚，将满腔教育热忱化作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动力。
　　那时我备的每一节课都是逐字稿。课堂上要说要讲的每一句话、黑板上要写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反复推敲后记录在教案本上，甚至连讲课时的停顿和语气都做了特殊的标注与预设。我备课的用心程度，完全如同戏曲演员默念台词般反复吟诵。

　　记得当时我们的校长姓李。有一次，他突然走进我的教室说要听课，我没有怯场。在之后的全校教师大会上，李校长说：“听这一节语文课，就像在听久违了的丁良生的秦腔戏《打镇台》一样过瘾。”李校长的夸赞让初出茅庐、年少轻狂的我激动了好一阵子，甚至有些自以为是。而当时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膨胀感”，却成了我执教近三十年后心中最大的“羞愧”。
　　随着教龄的增长，我开始阅读教育专著。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这句话，令我惊愕顿悟。联想到同事提及学生将老师的讲课声比作“催眠曲”，我深感惭愧与后悔。我意识到，表演式讲课只是形式，难以让学生真正参与其中。曾经沉湎其中的教学风格，不过是将课文拆解成碎片，学生看似陶醉，实则收获寥寥。
　　觉醒的念头刚刚萌生，一堂充满本真的课便随之而来。
　　那是一个深秋清晨。我在讲解《归去来兮辞》时，后排一名男生突然举手说：“老师，陶渊明种豆时的晨露，和我们早读时草叶上的露珠，是同一种温度吗？”
　　这个未被预设的问题，让教室顷刻陷入寂静。秋日的阳光穿过窗棂，将悬浮的粉笔灰染成金色粒子。我尴尬地看见五十余双眼睛正等待着某种超越标准答案的回应。
　　那天，我撕碎了教案，也撕碎了自己固有的教学模式，当即下令：“走，我们去操场！现在！”我和学生们冲出教室，来到学校操场，席地而坐，任秋露沾湿衣襟……
　　再后来，我的教案里开始生长出“留白”。
　　自此，我开始不断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弹指三十年，小徐老师已成为老徐老师。我惭愧地意识到，当我们以师者的身份踏上神圣而庄严的三尺讲台，这方看似狭小的天地，实则承载着无数青年学子的青春梦想。在见证一代又一代学子成长与蜕变的同时，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成长？有什么蜕变？是年龄或教龄的增长？还是对教育重新思考后的认知与行动的改变？
　　我们不能仅停留于技术层面的教书之举、应试之策，这绝非教育的真正意义。真正的教育，应当将学科教学升华至人格提升、立德树人的崇高境界。我们所要培育的，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高尚品德与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未来的“大写的人”。
　　我们并非语文的主角，只是借语文的迷人魅力点亮学生心中希望之灯的人。当我们真正将目光聚焦于学生的人格成长，致力于培养他们适应时代发展与未来生活的能力时，我们所投身的教育事业才能绽放出最为绚烂夺目的光辉。
　　渐渐地，我平静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在语文的联结下，学生与我、与这个时代已紧密相连，无法分割。现在，每当我踏入教室，总能看到那一双双充满期待与好奇的眼眸。那是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向往。我目睹学生们在语文学习的道路上从迷茫到清晰，从困惑到领悟，内心涌动的喜悦如同春日里绚烂绽放的繁花，明媚而热烈。
　　2024年春节，毕业十五年的学生携孩子来访，他说：“当年您讲《出师表》的场景早已模糊，但诸葛亮笔尖悬停的刹那，永远定格了我对家国情怀的认知。”
　　我明白了，教育何尝不是文明的量子纠缠？当我们拆解《论语》中“君子不器”的深意时，实则是在破解人格成长的密码；我们品读杜甫“大庇天下”的理想，实则是在浇筑精神世界的承重墙。
　　那些被考试肢解的文本碎片，终将在岁月长河里重新聚合，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
　　而我，完全愿意做这样的摆渡人。以语文教学为舟，载着年轻的心灵穿越时空的激流，在古老文字与现代生命的碰撞中，见证真正的教育绽放——那是由内而外的觉醒，是文化基因的复苏，让每个灵魂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仄与韵脚。
　　这方三尺讲台，终将成为我们民族文明星火的发射场，而我们都是光的信使。
　　试想，若干年后，或许我已退休，而我的某个学生又站在我曾站过的讲台上，激情满满、风度翩翩、文质彬彬……
　　那便是教育生命和生命教育最动人的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