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度觉得我离北大比地球离海王星还远。
　　初中时代，成绩尚可的我曾做过上北大的梦。可对于我们这群初中毕业就上中师的农村孩子而言，从接到中师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就知道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了。
　　然而，1998年的春天，北大的百年校庆强烈地刺激了我心中的不甘。
　　起初是突如其来的郁闷，继而是不可名状的烦躁，难以形容的失落和挥之不去的隐痛，其情状正如我当时读到的诗人食指的诗句：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那时，不到19岁的我即将中师毕业。
　　三年前中师入学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未来——小学教师，这是我懵懂中选择的人生。为此，在填好志愿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大发雷霆，怪我没有填报中专：“中专能转行，能当官，谁看得起教书的！”我胆怯地望着父亲，没有吱声。那时候，我性格内向甚至木讷，最实际也是最迫切的愿望，就是不再干能累死人且没有尽头的农活，对我来说未来能教书已是非常好的人生选择了。
　　然而在中师毕业前，我们都心有不甘。这些十五六岁、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上中师不过是为了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不再重复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而已。入学时学校高音喇叭里震耳欲聋的宣传口号——“进了师范门，成了国家人”，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安稳的人生，这批在全校、全镇、全县名列前茅的学生，走进了中师校园。然而，我们对未来依旧迷茫，我们已深切地感受到，曾经熟悉的中小学老师的人生，将由我们来重演。
　　1998年春节过后，学校给每个教室装配了电视，让我们收看《新闻联播》，关注国家大事。我的同桌掌管电视柜的钥匙。每当他神气地打开电视，同学们都放下手中的纸笔，抬起头，注视着屏幕中的神州大地和大千世界。作为学生的我们，最关心的是北大百年校庆的连续报道以及北大的景致：美丽的未名湖，朴素的博雅塔，秀丽雅致的一塔湖图，庄严典雅、风格古朴、富有民族特色的北大西门，尤其是苍劲有力、气势雄浑的“北京大学”匾额，如同磁铁一样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大家的神情开始是艳羡，接着是失落，最后是连成一片的叹息。这几个月里，我们如同一群饥肠辘辘的孩子，望着遥不可及的山珍海味，徒生羡慕，饱受折磨。
　　北大百年校庆在五月达到了高潮，也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我们也不再做梦，开始沉浸在自己的命运里。同学们忙着告别，但北大百年校庆在我心中荡起的涟漪并未平静，镌刻在我脑海里的画面并未淡去。
　　周末的傍晚，我常独自一人，爬上学校背后的紫薇山，挑一棵枝丫粗壮的柿子树，骑在上面看天，看对面山崖下黑乎乎的不知年份的窑洞，看山下蜿蜒的玉带般的泾河，看西兰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一直看到日之夕矣，羊牛下括。然而脑海里偶尔还是会浮现北大的西门、未名湖里博雅塔的倒影。
　　这是最后的浮现。
　　毕业后的十年间，我在县城、东海之滨、漓江之畔、三秦大地辗转漂泊，为生计、学业而奔波，北大如同前尘旧梦，不再出现。我已经忘记了中师毕业前的失落与纠结。
　　直到2008年秋季的一天，我坐在北大图书馆里，十年前的记忆突然被唤醒。那一刻，我想：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那时我在北京读书，学校与北大相邻，因而我也可以办理北大的借书证。
　　此后几年，我常去北大转悠，去图书馆看书，去食堂吃饭，去听课，带亲友去北大游览。无数次，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北大的东门呼啸而入，如同回家一样心安理得。
　　我的书柜里，至今仍保存着那张白底红字的北大图书馆借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