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环西
　　农业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式邦潜心研究害虫防治70余年，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保护事业。早年从事害虫防治工作时，邱式邦将理论学习和实际调研相结合，总结出蝗虫、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害虫等多种农林虫害的发生规律、预报预测方法、综合防治技术等，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与一只小虫的“缘分”开始
　　邱式邦1911年10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他的父亲曾是中学教师。年少时，由于父亲经常失业，家庭经济困难，全家人只能住在上海闸北租来的一间小房中。
　　早在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邱式邦对昆虫的兴趣就已初见端倪。有一次，他在花店看到了一盆热带植物，但吸引少年邱式邦的，并非植物漂亮的花与叶，而是花中的一只害虫。为了将害虫带回去研究，少年花光了口袋里的钱方才租下那盆花。
　　1931年考入沪江大学后，因无力支付学费，邱式邦只能按照母亲的建议去找亲戚“商量”。他一开始找到了伯父，但当他告诉伯父想学习生物学后，伯父只是评价说：“就是学那个‘画猫画狗’的吗？我看画猫画狗没有什么出息。”同时，建议他找个工作。所幸临近开学时，邱式邦得到舅舅和一位中学时的好朋友的资助，这才得以进入大学。
　　大学时期，邱式邦再一次与昆虫结缘。大学最后一年，恰逢昆虫学博士刘廷蔚先生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国，刘廷蔚循循善诱的讲授风格深受同学们欢迎。
　　在刘廷蔚的鼓励下，邱式邦开始观察校内的害虫，阅读害虫防治的书籍，甚至利用刘廷蔚的工作室养虫。1935年冬，邱式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次年他进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启了持续一生与害虫相关的研究。
　  从被动治蝗到科学治蝗
　　中国有悠久的农耕传统。但自古以来，蝗灾就不断袭扰人类，对农业、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失，甚至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诱因。蝗群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寸草不留，故蝗灾也和旱灾、水灾一同被称为三大自然灾害。近3000年以来，我国共发生蝗灾1000余次，平均3年发生一次。如何消灭蝗虫，守护一粒粒谷粒，是一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难题，也是邱式邦奋斗一生的事业。
　　1947年，英国卜内门公司治蝗新药“六六六”问世，时刻关注国内外蝗虫防治最新动向的邱式邦立即将新药引入，开展室内和田间试验，结果显示，这种防治手段效果极好，蝗虫死亡率在90%以上。
　　邱式邦并未因此依赖此药，而是继续改进开发出“毒饵治蝗法”——将“六六六”粉与麦麸、玉米皮或南瓜丝等饵料混合，散布于被保护农田四周，毒杀蝗虫。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和推广。
　　1949年，邱式邦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入研究蝗虫生理学，师从著名 昆 虫 学 家V incent B.Wig-glesworth教授。他在剑桥期间工作认真细致，深得导师赞赏。研究课题结束后，导师希望他能留在英国继续研究。
　　但邱式邦的心却始终挂念着祖国。1951年，中国空军采用飞机喷洒“六六六”治蝗，邱式邦在学校图书馆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一新闻后欣喜万分，决定提前回国。几个月后，他几经辗转到达广东，终于回到了祖国。恰逢国庆节，广东省政府特别邀请他出席了10月1日的国庆节观礼活动。
　　为了能站在守护庄稼的“前线”，邱式邦放弃蝗虫生理研究，转而选择进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把实验室安置在最艰苦的蝗灾区第一线。在实际工作中，邱式邦发现，当时的国产“六六六”药剂有限，而且喷药器材不足，于是他再度拿出数年前研制的“毒饵治蝗法”。这一次，这项研究终于受到重视，因为省药、省工、经济、简单等诸多优势，“毒饵治蝗法”迅速得到推广，并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主要的治蝗方法之一。

邱式邦在实验室

　　1952 年，邱式邦建议在蝗区设立长期侦察组织，组织专人进行查卵、查蝻和查成虫（简称“蝗虫三查”），这项提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但因为蝗区面积广大，且多为贫困地区，靠培训技术人员进行侦察极不现实。为解决这一问题，邱式邦等人在山东蝗区忙碌数月，想方设法培训不识字的农民进行蝗情侦察。他们的尝试成功了。
　　195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蝗虫三查”机制得到大力推广，从此改变了被动治蝗的局面，中国开始走上科学治蝗的道路。我国的害虫预测预报制度迈出了一大步。

年逾九十的邱式邦仍在学习

　　从化学防治到综合防治的转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化学防治手段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农药的弊端逐渐浮现出来。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该书描述了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因其文笔生动，有理有据，故一经出版即震动世界，甚至影响了一些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从这一时期开始，生物防治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植物保护手段，再次引起了植保工作者的关注。
　　生物防治指通过引入一种或几种生物，对另一种生物的生存繁衍进行有效控制。这一手段不仅能降低有害生物的种群密度，还能提升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且不会像农药那样产生大量污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邱式邦注意到化学防治的弊端，提出必须重新探讨我国植物保护工作方针，应该大力加强害虫综合防治，特别是生物防治的工作。
　　1974年，全国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讨论会在广东韶关举行。邱式邦将多年来进行害虫防治的心得体会总结为报告《学习综合防治的一些体会》。邱式邦结合调研结果，将过度依赖农药的坏处总结为污染环境、使害虫产生抗药性、杀伤有益生物三点，并结合国内外诸多事例，阐释了进行综合防治的必要性。
　　在次年的全国植保工作会议上，邱式邦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作了有关“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专题报告。农业部正式确定“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
　　自此，植物保护不再是一味依赖化学药物、只注重短期利益的举动，而是多种防治手段并举、从现在绵延到未来的事业。
　　但综合防治的推广远比发布一次报告或一份文件困难。为宣传生物防治，邱式邦晚年仍四处奔波，不畏辛劳。他如同一个辛勤的播种者，四处播撒保护山河的思想种子。
　　从化学防治到综合防治的观念转变，是邱式邦学术思想的一大飞跃。这标志着邱式邦的重心从解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上升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块绿色净土”。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时年97岁的邱式邦听说消息后倍感欣慰。他知道，当年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他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与山河彼此守望的未来。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