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珉琦 韩扬眉
　　“ 先生走了，他是中国科技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掌舵者’之一。”

　　2024年8月17日晚，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周光召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作为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吴岳良回忆恩师时深情地说。
　　为国家需要三次放弃热爱
　　家国情怀是周光召身上最厚重的人生底色。因为国家需要，他三次放弃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57年1月24日至1961年2月20日，周光召被派往位于苏联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当时的粒子物理学正经历深刻变革，物理学家陷于如何处理实验发现的诸多新粒子的困境。在杜布纳，周光召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获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然而，当得知中国原子弹研制事业需要人才后，周光召主动请缨，决定立即回国。
　　1960年11月，钱三强正在苏联莫斯科参加联合核子研究所各成员国代表例会，当时的青年学者周光召、何祚庥和吕敏主动找到钱三强并递交联名信。周光召在信中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5月，周光召正式加入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隐姓埋名近20年，协助邓稼先完成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到1979年，周光召回归他热爱的理论物理研究事业。在理论物理所，他与苏肇冰、郝柏林和于渌在“关于非平衡量子统计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论文成为物理学界的经典文献。
　　周光召的科研热情仍在持续高涨，可当得知自己可能要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他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兴趣。
　　那是1986年，吴岳良即将博士毕业并计划到国外开展博士后研究。临行前，周光召问他：“你将来‘翅膀硬了’，可能会面临很多选择，不过一旦国家需要你作出某种选择时，你是否能服从国家需要，回来服务国家？”吴岳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周光召非常满意。
　　1987年，周光召正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10年任期结束，周光召经历了短暂的科研时光，再次因国家需要，离开了科研岗位。
　　后来，吴岳良才明白出国前周光召问的问题，也明白了周光召的选择。“面对选择，周先生衡量的是哪个地方能发挥更大作用、为国家做更多贡献。”他说。
　  理论物理所从全国走向世界
　　1984年，在时任所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理论物理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欧阳钟灿幸运地成为了其中一名年轻的科研新兵。1998年至2007年，欧阳钟灿连任理论物理所所长。
　　“理论物理所‘开放、流动、竞争、联合’的基因最早是由周先生植入的。”现在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的欧阳钟灿回忆说，周光召经常强调“理论物理所是全国理论物理学界的研究所”。1985年，正是在这一理念下，理论物理所成为第一批开放所，面向全国开放。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当时国内各个研究单位的经费都很紧张，组织学术会议和出访活动很困难。但周光召提出，在安排出国访问时，要从全国理论物理学界遴选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出访，要推荐能学到国外经验并回国分享给其他理论物理同行的人。理论物理所还坚持举办一些面向全国的学术活动，这种开放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90年，周光召（中）在原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考察

　　2002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访华。当被问及谁最有可能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周光召并未回答霍金，而是提到了美国卡弗里理论物理所所长D avid Gross。
　　两年后，不仅“预言”成真，而且得益于周光召的国际影响力，David Gross受邀成为理论物理所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当时，理论物理所成了中国科学院首批进行国际评估的4个研究所之一。作为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周光召，为相关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欧阳钟灿表示，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一流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作支撑，2006年6月，美国卡弗里基金会才会将亚洲第一个卡弗里研究所落户理论物理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从此，理论物理所的国际化迈上了新台阶。
　  病榻上不忘科学事业
　　周光召一生热爱科学，坚持求真唯实，敢于质疑并与权威叫板。这种不迷信权威的态度，为后来推进核武器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持。
　　当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计算陷入困境，科研人员为一个关键数据反复计算了 9次。由于是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周光召巧妙利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终结了争论，推动总体计算继续进行。
　　关注科学发展前沿是周光召一辈子的坚持。他因病住院期间，科学突破成了最能打动和慰藉他的事之一。
　　有两件事给吴岳良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美国科学家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一科学突破震惊世界。国内电视媒体采访了吴岳良。
　　周光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和吴岳良接受采访的画面，因病不能用语言表达意图的他，激动地用肢体语言颤颤巍巍地“诉说”自己的愿望。站在一旁的女婿看到后，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致电吴岳良并邀请他来讲讲引力波。
　　“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周先生非常激动，眼睛看着我，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吴岳良回忆道。
　　第二次是在2018年，吴岳良完成了“超统一场论”研究工作。这一工作源于1996年，回国后的吴岳良与周光召开始共同研究大统一理论，次年，他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对所有基本力的一种可能的大统一模型》的研究论文。这是“超统一场论”最初的想法。而那一年，周光召又一次因国家需要，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放弃他喜欢的理论物理研究。论文发表后不久，吴岳良向老师汇报了这一成果。这一次，他慢慢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坚持推动原始创新
　　2011年11 月15日，周光召突然病倒。
　　那是在北京会议中心，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主持的“ 973”计划专家顾问组会议上。周光召刚作完关于“973”计划任务的总结讲话，就突发脑出血，倒在徐冠华身旁，从此再也没能康复。每每想起这一幕，徐冠华的内心总是百感交集，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973’计划作为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一面旗帜，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2024年5月，在周光召九十五华诞之时，徐冠华在《中国科学院院刊》撰文谈到，周光召提出了一系列有前瞻性的构想，对“973”计划的战略定位、科学评价、创新链上下游的结合、人才培养、资源配置、学风建设等方面都有深刻、系统的思考，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发展思想体系。
　　周光召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采用新的发展思路。他强调要充分调动科学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另外，他又提出“双驱动”战略思想，即基础研究既要依赖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方面的好奇心，又要依靠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