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最令我开心的事，莫过于《到林间云上去》的编辑与出版。这是终南令社七人令选的合集。
　　为什么把这些三行左右的现代诗叫“令”呢？话还得从四五年前说起。
　　记得2019年年底的一个诗会后，我约诗人之道、宁刚、雪雪到家里小坐。闲谈中，说到诗，大家都觉得当下的新诗越写越长，越写越口语化，常常遭人诟病。于是有人提议，咱们何不效仿古代的绝句、小令，写写三行左右的短诗呢？恰好那段时间，大家都在读鲁米、阿巴斯的短诗，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句，颇受启发。几人心领神会，便一致决定，立刻尝试。之道主持着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网刊《诗人文摘》，操作起来很方便。他说，得取个名呀！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是大家商定，从我国宋元词曲小令就地取材，拿出一个“令”字来命名。随后，之道在《诗人文摘》上辟了个“制令”栏目，专发令作，他还意味深长地把“制令”纳入写诗、填词、度曲的“诗史”序列中。
　　2020年新年伊始，《诗人文摘》发表了我的第一组令作《并肩行过一株高树》，三行一节（首），共十三节。
　　令按照一组十三节来编发，起先完全是个偶然。后来我们发现，十三节、约四十行的长度，大体上与多数人进行网络阅读时的心理耐受点相契合——再多读者就厌倦了。后来大家制令，编辑刊发，基本上都循着这一样式。
　　令因体制短小，铺排、腾挪的空间有限，不可能抒长情，发深思，刚好避免了当前新诗写作中情感泛滥、口水四溢的毛病，也可避免那些过度铺排的非诗因素。
　　上世纪20 年代，冰心、宗白华，及以潘漠华、汪静之等为代表的“湖畔”诗人，也曾掀起过汉语新诗的“小诗”热潮。周作人曾在《论小诗》中评价当时“流行的一至四行的新诗”说：“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充满着没有这样迫切而也一样的真实的感情：他们忽然而起，忽然而灭。然而足以代表我们这刹那内生活的变迁。”他的话是对小诗写作最好的说明。令社同仁的创作理念，大体上与此相同。可以说，令是承继了这个“小诗”的传统，并重新上路。
　　二
　　令的形式，如之道所言，“三言两语，四五六行”，最宜捕捉生活与情感上的吉光片羽，表达瞬间的灵光乍现。它要求写作者更加自觉地关注生活的日常与细微变化，在平庸与枯寂中发现诗意，营造意境。
　　令是一种简省的表达体式，它靠什么来吸引读者？我以为是美趣。主要表现为情趣、意趣、理趣与谐趣。如治国一首“我的四月/和你的四月/今年没在同一个地方”，表达得很有情趣。落寞的情怀，以平实的语言道出。读之令人心动，又解颐。
　　再如萌萌这首“问一块磐石/多年来/你果真忠贞坚定吗”，就颇具理趣。诗人借一块磐石来拷问人性，冷静，形象，不急躁，也不说教。
　　之道这首“第一片/雪花，复制粘贴了/秋天的忧伤”颇有意趣。自然模仿人类，季候也染上了时代的坏脾性。这个想法很特别，读来令人莞尔。
　　安娟这首“立碑前/和先人说了几句/保佑自己的话”，读来谐趣十足。生活中有这样的经验，不妨开个玩笑，轻松一下。
　　三
　　几年来，令社同仁得力于各自的执着与努力，每个人都写出了不少较为满意的令作，《诗人文摘》的“制令”栏目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一些诗人也加入进来。我们的老朋友，著名诗人、诗评家沈奇先生，一直关注着我们的创作。他说，令是“新诗新百年的一件小事”。虽说是“小事”，也算是对令的创作的肯定与赞许。
　　《到林间云上去》这个书名是从我的一首令作中选取，由编辑确定的。这本令集既是数年来令社诸友日常生活的分行记录，也是我们之间纯真情谊的诗以为证。令集收入萌萌、治国、安娟、雪雪、宁刚、之道和我的共九百余首作品。七个人，七种不同的音调集在一处，盼能汇成悦耳动听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