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闹钟响过，山村依然寂静。村支书起床后，来不及吃早饭就赶到了村委，他为了这个修路的碰头会，筹备了两个月。修路方案反复讨论过了，在村旧路上拓宽修直，规划成一条笔直的大路通向村外，但是要穿过老赵家的院子，老赵家需要拆迁，院子里那棵大槐树也必须移走。
　　只要老赵同意拆迁、移树，就马上开工修路。
　　桌椅已经摆好，村支书拿起扫把，扫了一遍地面，并没有扫出灰尘，走出门，点燃了香烟，在烟头忽明忽暗中，几只鸟儿飞过。
　　这几年，新农村建设改造，像别的地方一样，村容村貌美化了，不仅干净，也气派了很多。小广场上的花坛里开满了月季和芍药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只剩下村里的这条村路，弯曲且狭窄。村里提出修路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跳着脚鼓掌的，有点儿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意思。
　　七点半，村民代表都到了，除了老赵。村支书到门口望了望，往老赵家的方向走去，走了一半，又返了回来。没有人张得开这个口，大家都知道，老赵的院子和那棵大槐树，是他的命根子。
　　老赵家的房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盖的，那时的老赵还是小赵，才五岁，他的父亲是解放军战士，他的爷爷是个砖窑匠，爷爷用自己亲手烧制的砖，在街坊的帮助下盖了这座房子。房子盖好半年后，小赵父亲回来探亲，穿着黄绿色军装，帽子上还有红色的五角星，五岁的小赵和父亲一起在窗外种下了一棵槐树，并且在树皮上刻了面国旗，国旗上的五角星和父亲帽子上的一样，熠熠生辉。
　　父亲在家住了没几天，收到归队电报后又急匆匆地离开了。母亲告诉小赵，父亲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作战，战争胜利后他就会回来。可是，槐树花儿开了谢，谢了开，两年过去了，小赵等到的是父亲的“烈士阵亡通知书”。
　　如今，老赵孙子都十岁了，藏在老赵记忆中的父亲容貌虽然已经模糊了，但帽子上的红五星依然清晰地闪烁在他的脑海中。老赵当年和父亲种下的那棵树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他和父亲一起刻的国旗还在树干上，跟着树一起变大了，也变得有些模糊。
　　老赵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接老赵去城里住。一个月后，老赵自己乘车回来了，住不惯城里的楼房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放心不下家里的一切。那沧桑的院墙，布满烟火气的屋脊，水井旁黑得发亮的石块，还有窗外那棵槐树，槐树花开的时候，浓郁的香味包裹着曾经的回忆，他一个也放不下。儿子几次来接，老赵都不去，儿子拗不过老赵，只好遂了他的意愿。
　　窗外的槐树慢慢长大，粗壮的树干已经逐渐嵌入了院墙，屋檐也被顶出个缺口。老赵儿子想把树砍掉，老赵死活不肯，略微挪动一下老赵都不愿意。“人挪活，树挪死！”老赵说。
　　老赵说，几十年过去了，老屋和大槐树成了父辈为数不多留存的印记。房子是他爷爷盖的，每一块砖都是爷爷亲手烧制的，槐树是父亲种的，上面还有父亲刻下的国旗，他想把这套房子留下来。
　　老赵这些年守着老屋，精心照顾着大槐树，夏天的时候，槐树下零零散散地坐着闲聊的乡亲们，有人坐在马扎上，手里晃着蒲扇，几个学步的小孩迈着晃晃悠悠的步伐在树下嬉闹。乡亲们在阳光下享受着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村支书看看手表，又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七点多，镇里的驻村干部来了。八点整，村长走出门，刚要给老赵打电话，远远看见老赵来了。阳光照在他满是皱褶的脸上，深深的皱褶里似乎藏着永远都读不完的故事。
　　老赵进屋后就一拍桌子，大家以为他要起哄反对，顿时安静了下来。可是老赵站起来说：“俺爹是党员，俺也是党员。都准备好了，拆迁，砍树，咱们尽快修路！”说话的分量活像是冲锋陷阵，那叫一个霸气！
　　原来，老赵一开始就准备砍树。他知道，槐树太大，根扎得太深，挪动后恐怕活不成了，白白耗费人力和资源。“人挪活，树挪死。”老赵说，“与其挪死，不如砍掉，另作他用，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俺支持！”
　　路修好了，宽阔且平整，道路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微风吹过，能闻到一股清香，一个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旗杆立在路边，那么直，那么威武。旗杆是老赵立的，他把砍倒的槐树做成了旗杆。
　　刻有国旗的大槐树和几十年的老房子都有老赵父亲留存的印记。为了支持建设新农村，老赵主动把房子拆了，把树砍了，但父亲的印记没有消失，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就是印记的延续，因为旗帜上的鲜红是老赵父亲和无数烈士洒下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