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武进
　　“在宋代，瓦市是固定的专门娱乐场所，勾栏则是戏院、舞台或看场。勾栏有围墙，有门收费入场，还有戏台、戏房、观众席。临安盛时，城内有5个瓦市，城外更多，合计达17个，南宋末更达23个……”宋代的都市为何繁盛？宋代的商业为何发达？《知宋·宋代之城市与乡村》这本书汇聚大家名作，再现宋朝城市盛景，让我们在一本书中读懂宋代的城市与乡村，探索大宋繁华都市背后的原因。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两宋时期尤其如此。《知宋·宋代之城市与乡村》以两宋为中心，列出了政治制度、君臣、法律、科举、军事、城市与乡村、货币、交通、科技、儒学、文学、书画艺术、建筑等专题，从阶层人群、管理制度、等级分布、生产交换、文化概况五个层面，展示宋代城市与乡村发展情况，剖析两宋城乡发展背后的制度、经济、文化等因素，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逻辑，对解决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具有若干参考价值。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的两大生活场所，人们一般都在城乡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点，这就是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两宋时期也是如此。在两宋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工商业人户数量明显增长，其中尤以全国最大城市京师为显例。北宋东京开封是当时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工商业最为繁荣的城市。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虽多，但从《东京梦华录》的描述可以看出，城内最发达的是酒店业和饮食业，其服务对象以占城市大多数的非生产性人口为主，其发达程度正反映出东京开封消费性城市的特征。
　　由于科举制度的全面发展，社会风气尚文，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特定社会影响的士绅阶层，开始在乡村社会上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前期著名的思想家、爱国词人陈亮未做过官，只是晚年中了状元，长期居住在永康县龙窟乡下。他在家著书授徒，组织“结社”，结交官员，干预政事，以致在地方派系斗争中两次被人诬告入狱。从这些情况看来，陈亮是个地地道道的乡绅。在宋代特别是南宋，这些乡绅干涉地方吏治，过问乡里大事，打破了过去豪门巨室独霸的局面，成为后世乡绅的滥觞。
　　就城市发展而言，宋代的城市管理有着承上启下的性质。宋政府从天禧三年（1019）开始，在京西路及洛阳均定“坊郭居民等”，即按照城市居民占有财产的多少，将其分成十等。上五等是城市的统治阶级，下五等则是“贫弱之家”，这是宋代城市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方面，宋代基本上是三层组织，即基层的坊，中层的厢，上层的府、州、县衙门；城市被置于行政、军事的控制之下。从防火救火、环境卫生、排水、交通等方面，城市还有一个“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与前代相比，南宋村落的分布更为广泛与密集，某些聚落名还与环境相关。《永乐大典》中“村”字韵下，引录了大量有关乡村的诗文。“有意思的是……靠前罗列的四十余个词语，几乎都与天地日月、江湖山水等自然环境相关，而这当中有80%源自宋代文献”。除“山村”“渔村”“江村”等通称外，亦有诸如上塘村、下塘村、水散村、阳湖村、荫潭村等具体村名。村名不仅是每个村落的代号和相互区别的标志，也反映了人类在聚居时对不同自然和人文地理的选择与改造。
　　宋代可谓中国近世的“黎明时期”，工商业发展迅速，城市化程度加深，城市和乡村出现新的发展形态。城居者在身份界定等多方面开始与乡村人群相分离，孕育其独有的市井文化。从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农业在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方面，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宋代两浙路，即使同明清相比，耕作水平也低不了多少……此书不仅可读性强，而且还为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两宋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学习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