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地区进行石油地质勘查，在延长、肤施（今延安）、安塞、中闻（今黄陵）、宜君庙钻井7口，耗资250万美元，一无所获。随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白卫德到中国作短期考察，归国后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没有中生代或新生代的海相沉积，即中国没有值得开采的油田，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绝不会产出大量石油。此后，“中国贫油”的论调在世界各地传开。
　　偏偏有一群“固执”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石油一直抱有希望，认为“中国贫油”的论断更是下得过早。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汲清即为其中之一，他于20世纪30年代着手石油地质的考察研究工作，50年代后长期参与规划、部署并实地指导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为大庆油田等大型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两种学说提供找油新思路
　　早在青年时代，黄汲清即开始关注石油地质。1928年黄汲清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随即进入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32年夏，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瑞士留学，并于1935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他利用在瑞士留学期间省吃俭用积攒的奖学金，在美国进行了约3个月的学术访问和地质旅行，重点是学习石油地质。
　　上世纪20年代起，中国地质学家经多次勘察，认为中国有值得开采的油田。
　　1938年以前，黄汲清考察过的美国和苏联的油田，其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海相生油岩系，他阅读的石油地质文献也都强调海相地层，特别是浅海沉积的重要性。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现陆相地层形成的油田。然而，1941—1943年在我国西部的野外考察，彻底改变了黄汲清的认识，大量的野外调查资料让他认识到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重要生油层。
　　1941年秋至1942年春，黄汲清率队去甘肃、青海进行以石油为重点的西北地质勘查。他们的工作集中在酒泉盆地一带，在考察老君庙构造的储油层时，发现出油层属于下第三系砂岩，但生油层则更老，一般显示出现在侏罗系和白垩系中，有时出现在二叠系和三叠系中，在龙首山东段的青土井等地侏罗系砂页岩中也存在大量的原油，这些地层均属陆相地层。基于这些考察事实，黄汲清已基本上认识到，陆相沉积也可能是生油层，并能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
　　西北地质考察结束后，1942年秋至1943年夏，黄汲清与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翁文波等学者在新疆进行了地质考察，同时研究了天山南麓的冰川地质。
　　他们以独山子油田为基地，详细研究了油田地质构造，并熟悉了钻探、开采和炼制工程。一行人调查了油田周围的地质和地貌特征，并几次入天山北麓，初步了解北天山地质，绘制成独山子油田地形地质图，划定了油田开采的“矿区”界限。在独山子停留52天后，考察队南行进入南疆，继续考察石油地质。
　　1943年10月，黄汲清执笔完成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就是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石油地质的两种学说——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阐明陆相地层可以形成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
　　此后，中国以及国外许多重要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都证实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两种学说的正确性。
　　石油普查蓬勃开展
　　1954年底至1955年初，为了准备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黄汲清组织普委和地矿司燃料室的技术人员收集并讨论分析资料。他认为找油工作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在四川省、鄂尔多斯地区、华北地区以及松辽、准噶尔、吐鲁番、塔里木、柴达木等盆地均部署了普查队伍。
　　根据陆相地层适宜于生油、储油的理论和对中国大地构造的深入研究，黄汲清强调中、新生代大型盆地应是主要的找油对象。
　　1955年1月20日至2月11日，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历时20天。会议确定地质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地质普查，提出含油远景，圈定最有希望的油区，提供勘探后备基地，并决定组建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石油普查工作由此展开。
　　1956年1月20日，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黄汲清作《一年来石油普查地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对今后工作的一些建议》的报告，主要讲解野外工作的各种方法，供实际测图、填图和找油的地质人员参考。
　　也就是在这一年，普委进一步扩大了油气勘查的规模和范围，新组成9个石油普查大队，在西起新疆戈壁沙漠，东至东海、黄海之滨，北达松辽盆地，南抵滇、黔、桂高原的范围内蓬勃地开展油气普查。
　　在各大盆地的石油普查中，黄汲清特别关注四川、鄂尔多斯、松辽、华北四大盆地，指出华北盆地主要是寻找中、新生代的含油气层，松辽盆地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查，鄂尔多斯盆地应把重点放在西部边缘，四川盆地要在川中及川南进行勘查。
 　 世界石油史上的奇迹
　　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后，作为普委的技术负责人之一，黄汲清将松辽盆地作为重要遗留课题，授意技术员苏云山查阅资料，起草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并亲自修改，后由普委下达东北地质局。
　　1955年8月，由韩景行等组成的踏勘组开始了松辽盆地的石油普查。他们沿松花江两岸和沈哈铁路附近进行勘查，发现松花江群的大片陆相砂页岩露头，其中包含有可能生油的灰黑色页岩和微体化石，后者被证明属白垩纪。
　　1956—1957年间，地质部加强了对松辽盆地的地面地质和物探工作，了解白垩系地层层序的构造特征以及可能的含油岩系。到1958年初已初步断定松辽盆地是一个远景很大的含油盆地。1958年4月17日，在吉林前郭县达里巴村的南17井中、白垩系姚家组的467米井段，发现厚达70厘米和50厘米的含油砂岩，之后，在其他许多地点先后钻到富含原油的砂页岩系，显示出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
　　1959年春节期间，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何长工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等参加会议。鉴于松辽盆地很可能是一个大型含油气盆地，会议决定地质部与石油工业部在该盆地的油气勘探中协同作战，联合对松辽盆地进行石油勘探，以全面了解松辽盆地全部地层层序和深部构造。

1986年8月，黄汲清（坐者左一）在大庆与研究人员进行座谈

　　春节后，黄汲清到长春与李奔、韩景行、吕华等地学工作者会面，收集并研究松辽盆地的地质、物探和钻探资料。2月15日，黄汲清作了《松辽平原找油方向》的发言，给出了松辽平原生油层、储油层和储油构造以及找油的意见，认为含油层系可能不是一层而是多层，应使用深钻开展深部石油地质研究，并敦促布置基准井。
　　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大量原油，证实了松辽盆地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大型含油地区。时值国庆十周年的大喜日子，经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建议，石油工业部决定将这个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大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黄汲清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向代表们讲解了大庆油田的发现经过。
　　松辽盆地从1955年石油地质勘查到1959年出油，仅用4年时间，从开始布置野外工作到油田的初步建成，也不过8年，这样的速度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石油勘查历史上也是创记录的。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地学界集体合作的结晶，是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学术权威的顶层设计和一线工人的埋头苦干，共同创造的伟大奇迹。
　　（据《中国科学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