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者，事事如意也。对此，爷爷深信不疑。他说宅子里植一棵柿子树，可以让一个家庭有更多的生机与活力。所以，柿子树的位置极佳，得风，得雨，得阳光，长得自由舒展，鸟雀翔集。风翻动树叶，如急浪拍岸，声势颇为浩大。后来，哪怕老宅已如美人迟暮，满面沧桑，柿子树却风采依然，柿子通红透亮，耀眼夺目。
　　院子里的柿子树，挺拔，高大，粗壮。每一片树叶都是动人的苍绿，风吹过，飒飒作响，有金石声。那时，没有高楼，一进村子，就能看见它高出屋顶的树冠。站在树上或屋顶上，能望见村外的故黄河。故黄河如丝绸般，荡起层层叠叠的波纹。夕阳下，又如同一河熔融的金汁，夕阳就在那里注入地平线，九里山黛青色的山影如游龙般横亘在远处，隐隐约约，连绵不绝。
　　树上的柿子不是常见的大个儿柿子，也不是所谓的磨盘柿子，外形像西红柿，个头小，圆圆的，皮极薄，据说是中原一带的名种，叫火晶柿子。熟透后，晶莹光亮，呈朱红色，火一样耀眼。柿子青绿色时就开始吸引我的目光，出来进去总要瞄上一眼。柿子树于我，像烟袋于爷爷，梳篦于奶奶，是不可或缺之物。当柿子开始变黄，我便迫不及待地偷偷打下三两个。涩，涩得发苦，如感冒时喝的三根汤。
　　随着一场呼啸的北风到来，柿子树的叶子脱落了，平时藏在繁枝茂叶中的柿子凸显在人眼前。柿子的柄长得结实，经得起风吹，经得起雨打，哪怕是叶子全掉光了，柿子还好好地挂在高处。每次摘柿子，爷爷或父亲都不会全部摘完，要留些在树上。哪怕是冬天，那些柿子仍然如灯笼般挂在树上，作为南来北往的鸟儿的食物。
　　熟透的柿子，圆润丰腴。吃时，一手捏把儿，一手掐破薄皮儿，一撕一揭，鲜红香甜的肉汁即呈现在眼前，如美人腮前的胭脂。果肉如蛋黄，如凝脂，吞到口里，无丝核儿，有一缕蜂蜜的香味，凉甜爽口。
　　下雪了，就吃冻柿子。摘掉果蒂，剥去柿子皮，吸一口果肉，闭上眼，甘甜与冰爽直浸灵魂。后来，读到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描述冻柿子的情形，觉得描写的就是我。“他买了个冻结实了的柿子，一口下去，满嘴都是冰凌！扎牙根的凉，从口中慢慢凉到胸部，使他全身一颤。几口把它吃完，舌头有些麻木，心中舒服。”
　　一树火红的柿子，像贫穷岁月出现的黄金。每次爷爷去串门，手里总要提上一包柿子，到别人家，从包里掏出来：“尝尝，刚下树的。”他的这种馈赠也会得到回赠，一捧花生或枣子，三两个石榴、地瓜之类，虽微不足道，却传递着普通百姓之间的情谊。
　　柿子摘下来，轮到奶奶上场。奶奶将一个个水灵灵的柿子做成柿饼。奶奶是做柿饼的高手，先将柿子洗净、吹干、去皮，置于竹席上，令其日晒夜露，接受阳光、微风的洗礼。待其表面干枯起皱，果肉变软，再一个个压成饼子，放进缸里“焐”，让其自行生上一层白白的霜。等到饼上的霜结得差不多了，从缸内取出来，放在阴凉处摊开风干。
　　奶奶说，柿霜不是霜，是水分蒸发后，从果肉里跑出来的果糖，是柿子的精华。柿饼充满了太阳的味道，吃起来饼肉柔软，甜而不腻。橙红或绛紫色的柿饼，像年画的颜色，喜气扑面而来，香气也扑面而来。
　　母亲对柿子树亦是深爱的。每年腊八，母亲会把做好的第一碗腊八粥端出来，用长树枝把它挑到柿子树的枝杈上，并念叨着：“南来雁，北来雁，都来吃我的腊八饭。”这是母亲的祈求，她希望，南来北往的鸟吃了腊八饭，来年这棵树果实累累，压弯枝条。母亲的神态极为认真，像举行古老的仪式，肃穆，庄严，神秘，似乎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把一家人的盼望晒在枝丫之上了。
　　对于母亲的虔诚，我有些不以为然。我之所以雀跃，是因为过了腊八就是年了。那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日子，口袋里装满了零食、糖果，手上、嘴上都油光光的，身后留下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欢笑声。作业、分数、老师的唠叨，都暂时靠边，老鹰捉小鸡、躲猫猫、骑竹马、跳房子才是日子的主旋律。
　　风儿一天天吹过，鸟儿一年年来过，柿子一年年红过，母亲从二八年华的新嫁娘，成了白发苍苍的奶奶。只有柿子树，好像从不会变老似的，仍旧直直地立在院子里。时间的风刮走了一切，一条条道路沟通了城乡的同时，也打破了村子的宁静。村里常住人口越来越少，谷场上的方格子，柳树上的知了壳，槐树上的明月，星光下的萤火虫，河埠头氤氲的水汽，都被带进了记忆深处。
　　岁月漂洗了一切，漂洗柿子树，也漂洗了人。我相信，长久的生命都有灵魂，柿子树也不例外。它见证着一茬茬人的出生，也看着一茬茬人回到土地里去，爷爷、奶奶相继回到了泥土之中。宅子里的柿子树依然如哨兵般，固执地挺立着，迎着风，沐着雨，收留着南来北往的鸟，守望着寂静的老宅。因为它，故园之于我，具有了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