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栋
　　高等教育能实现寒门学子的阶层跨越吗？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中认为，弱势家庭的父母无助于孩子适应大学进而取得精英工作。寒门学子是“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来自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不知晓“向上流动如何发生”。在弱势阶层父母影响分析中，显现出冷峻的社科分析风格，总体呈否定性立场。
　　与之相对，大学教师黄灯近来出版了《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下称《家访》）一书，高度称赞家庭教育对学生的支撑，认为学生的成长既有个体生命的人性与力量，也依赖“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家访》是黄灯《我的二本学生》的下篇。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深入描写了二本学生群体的面容、身影与声音，强调他们的努力与优秀以及许多学生考上二本是“巨大的突围与幸运”，深度呈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苦闷无力，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家访》则深入到学生家庭，力图更为全面地展现二本学生的成长底色和生命图景。
　　《家访》记载了黄灯2017年到2022年间的家访，足迹以广东为主，兼及云南与湖北。书中的家长大多来自农村与乡镇，常年持续劳作，经济压力大，警惕个人消费但愿意投资教育。孩子是家庭（很多时候是唯一）的希望，家长以各种方式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支撑。如父亲给独自入学的黎章韬削一根梨花木；亲族对莫源盛的接力照顾；张正敏的越南母亲一人亲手垒砌了二层小楼；罗早亮的父母坚持不外出打工；于魏华的父亲回乡陪读初中；继母对廖文瑜的言传身教，等等。颇为真实的是，黄灯有时见不到学生的父母、姐妹和其他亲人，因为他们大多在外从事不确定、高强度和很零散的工作。《家访》形象地呈现了社会弱势家庭的压力，即难以兼顾“送孩子读书”和“建房子”，只能让孩子生长在“裸露的家”。
　　在这种具象的家访中，黄灯力图语境化地阐释“教育资源”，解释学生的坚韧、勇气与自我成长愿望。她认为“能够将孩子送往大学的父母，就算活得再卑微，都有来自生命经验的见识和底线，都能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将对教育的理解、重视，落实在平凡的日常中”。教育往往是几代人的唯一希望，孩子往往是家长坚持的动力，学生则像家长一样，坚韧、持续乃至竭尽全力。
　　《家访》没有回避家庭的“负累”。常见的较轻问题是，生长期间缺乏营养，没有零用钱，社交困难，容易染上恶习。部分家长的问题颇为严重，如愚昧、糊涂、懦弱、冷漠以及重男轻女（如不愿让女性读大学）。对这些人的子女而言，教育甚至是他们逃离的唯一通道，是托举生命的唯一选择。还有部分更为复杂的个人问题既不见容于家庭，也不便公开讨论。
　　《金榜题名之后》提到的大学问题和毕业困境，《家访》也多有涉及。其一，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入学后意识到现实的多种差距与大学的多元路径，往往落入压力、无措和愧疚交织的“无物之阵”。许多学生都没有清晰的目标，对就业没有打算，也不擅长社会交往。黄灯指出许多人（尤其是女学生）都带有家庭的窠臼和成长的暗伤。她认为，可能的答案是，接纳真实的自我，踏入真实的生命境遇。
　　其二，学生毕业出路的困境。如莫源盛先后做过教培、快递、服务员、导游、保安和编剧，罗早亮从事过考研、家具制造、编辑、考公以及小学教师。这与部分家长的工作颇有映照之处。黄灯也承认自己对小镇公务员的早期评价过于任性，这实际上是一份近似可望不可即的工作。不过黄灯认为源盛坚守文学梦蕴含着生活的丰富可能，早亮的踏实储备了迎接未来机遇的力量，回到家乡与传承父辈职业也都是可行的道路。
　　黄灯一直思考大学如何能滋养年轻人的勇气、创造力和生命力，最终提出了一个似乎不合时宜的思考，即“学校教育”将人过度工具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对确立个体意义感具有重要可能性。黄灯坚信“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有助于塑造“立体而丰富的”个体，实现生命的“自我教育”，达到个体的充盈与从容。
　　在对高等教育的持续性思考中，黄灯的答案对于大学生和大学教师都显得弥足珍贵：“当我意识到，‘上大学’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时，如何激活个体的能动性，比之简单地体恤他们的难处要更为重要。”“在铁一般坚硬的群体固化趋势中，个体的努力，依然是撕开命运的裂缝、摆脱原生家庭的羁绊，获得更多发展的秘密。”黄灯与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展现了个体生命的力量、尊严与美好。个体的力量远非无限，但值得相信和期待，大学、家庭与社会涵育了个体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