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文科历史教师，想要在课堂上挥洒自如、常讲常新，既能启迪学生智慧，又能引发学生思考，没有捷径，唯有阅读。
　　回想起来，自己最初的阅读完全是功利性的，因为要给学生讲清楚，自己首先要搞清楚。但正是这种以教材为中心的阅读，让我的视野逐渐变得开阔，课堂也因此变得有了厚度和温度。
　　记得在讲《新文化运动》一课时，为了讲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我介绍了辜鸿铭这个历史人物。辜鸿铭是伴随着《北大四才子》一书进入我的视野的。这位近代中国史上的旷世奇才，不但学贯中西，而且极具语言天赋，英语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同时还精通9种语言。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西学东传”的时候，他却致力于“东学西传”，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翻译成西方文字，同时还著有《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籍，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1913年，他和印度的泰戈尔同时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获奖）。其实，就辜鸿铭和胡适两个人外形上的巨大差异所形成的视觉冲击，就足以使学生深刻地领会了什么是“兼容并包”，足以使学生深刻地感受到北大校园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想的博弈。
　　在准备市级新课程大赛《经济体制改革》一课时，我对教材文本的梳理与解析一时陷入瓶颈。网上东寻西找中，看到了1998年“中国畅销第一书”——凌志军与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和2023年“年度图书”——凌志军的《变化》。所有我不甚理解的时代背景、事件源头与渊源，在这两本书中找到了答案。《经济体制改革》一课最终在市级比赛中荣获一等奖，“一师一优课”活动中荣获“部级”优课。
　　阅读让我在教学中不再囿于教材，课堂开始有了大开大合的风格。讲王安石变法，我就看看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宋朝篇；讲明代朱元璋，我就读读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讲鸦片战争，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给了我不同以往的角度；讲资本主义发展史，我读《大国崛起》和《全球通史》；讲美国1787年宪法，我读易中天的《艰难的一跃》；讲法国大革命，我读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领会了朱熹的那句名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复盘自己这些年的阅读，基本以教材为中心扩展开去。尽管看似功利，但自己的内心却在文字的浸润中变得丰盈，思想也在文字的锤炼中变得深刻。以后还当书卷常开，做一个步履不息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