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4年，因为自己孩子上学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开始关注儿童的上学体验，并随后发表过两篇以“细节的疼痛”为主题的文章，列举了学校所发生的若干案例，针对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乃至伤害进行了一些反思。那时候，我认为这些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观察和思考。
　　后来，我听到了一位身为教育局局长的朋友讲述他儿子的上学故事：某次考试，题目是根据所给的材料发表自己的看法。试卷发下来以后，孩子发现自己一分未得，他很不服气，去找老师，并和老师争论起来。老师说，因为他写的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不能得分。孩子反问：题目明确说了，让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怎么还有标准答案？师生为此僵持了一个月之久。孩子本来希望得到局长父亲的支持，但发现父亲并没有采取行动。最后，孩子认识到自己还要与老师长期共处，僵持了一个月以后，就主动妥协了。对此，朋友说他很为难，他肯定不能用权力去对老师做什么，但又为孩子的境况感到难过。最后，他感慨道：孩子的妥协就是教育的悲哀。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及其中的细节表明，我们的教育体系具有典型的“线性”特征，即学生按教师的预期，从已有的材料出发，沿着一条被规定好的线路，得出标准答案，如果偏离线路和答案，就会受到惩罚。这种直线的、单维度的且缺乏变化的基本结构，反映了学校这个机构的基本运转方式。按照这个运转方式，教师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孩子遇到困惑时的不甘、反抗乃至心理上的疼痛也是真实的。
　　长期以来，学校被认为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儿童社会化意味着：儿童是未长大的成人，他们在当下不具有社会性，通过学校教育后，才会在将来具有社会性，成长为符合成年人期望的人。学校通过建立统一的、可预测的行为标准，将社会的规则和各种期待灌输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的“合格”一员。
　　按照这一功能，学校设定了高度线性的结构。一方面，教师的教学形态高度结构化，从备课到上课，从导入到讲解、提问、练习，通常都是精心设计的，学校也往往以环节是否完整、教学任务是否完成来评价教师，最后，以能否考出好分数和升入好学校来评价教师。肯·罗宾逊（KenRobin-son）在演讲中曾批判过“大学起源于幼儿园”的现象——任何个体的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就沿着这个线性体系轨道前进，每做对一件事，就会向后半生想要的生活接近一步。因此，大人们为儿童选择“好幼儿园”，继而上“好小学”“好中学”，最终目的就是上“好大学”。而这个“好”的判断，往往是基于“分数”和“排名”。
　　在这个结构中，学生的个体特征很难得到关注。曾经听过一堂数学课。孩子们按照老师的引导，认识了平面图形以后，进入了教学实践环节。教师设计了一个游戏，孩子们被要求选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图形，然后用它们拼出大的图形。其中一个孩子把两个三角形的直角边和斜边相接，怎么也拼不出一个规则图形。老师问他：“这样可以吗？”孩子犹豫地说：“不可以。”老师毫不迟疑地要求：“请同桌来完成。”于是同桌帮他完成了，这个孩子成了自己活动的旁观者。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孩子当时的沮丧。所以，学校需要给教师更多专业自主的空间，帮助教师更用心地体察儿童的需要，在课堂上从容一些，能够等等“慢”的孩子。
　　线性的教育体系容易用“成功”和“失败”的二分概念作为评价标准，促使儿童追求成人设定的“标准”，达到“标准”就被定义为“成功者”，反之就是“失败者”。害怕失败很容易让儿童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让儿童畏首畏尾，不敢尝试，不仅失去学习的快乐，还会产生恐惧，而恐惧正是学习的敌人。一旦学生偏离成功轨道的预设，部分教师还倾向于给稍有“出格”的学生贴上某种标签。有一个孩子无奈地写道：“只要做错了一件事，就意味着你一无是处，而且一直是。”
　　由此，我们需要对教育文化进行反思。几年前，我在一所学校参加活动，请老师们回忆自己中小学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老师所说的都是很不愉快的故事。其中一位中年老师这样说道：“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说：‘你是教师子女啊，怎么不会做题？’我想，教师的孩子就一定要什么都会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从那以后，我上学的整个过程中都不敢说自己的家长是教师。”“教师的子女就应该比别人更会做题”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仔细想想，教育体系沉淀了很多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东西，如“教师拼命教，孩子就一定能学会”“学被视为教的结果”等，而这些潜在的认知既没有逻辑性，也不符合教育规律。
　　多年以来，众多研究者都对这一体系提出了改进方案。在这些高度理性的话语背后，我们应该看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具体的儿童、每一位教师在学校里经历的“细节的疼痛”。怎样减少这些疼痛，怎样改善我们的学校文化？我们需要从个体生命、学校及社会发展的相互关联中，寻找破解之法。
　　自人类出现以来，就有比其他物种更加鲜明的特性，他们天生就有好奇心、内驱力和想象力，愿意探索和尝试，并在不断的试错中进行创造，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变革我们的学校，使得学校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进行系统革新，跳出线性的运转方式，是我们每一个教育人的使命。（摘自《提升学校变革领导力》，柴纯青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