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倡导立德树人、“五育”并举，而其中“德”的文化历史内蕴无比丰厚，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德”的文化思想，则从事教育工作难免有所偏颇。
　　德乃道之舍
　　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管子·心术上》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道是德的本源，是德的指引，是德的核心，而德不过是其外在的言行表现形式，德与道是须臾不离的，离了道就不可称为德。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也有多种含义。在不同语境中所指也有所不同，有时指世界本源，万物之始；有时指事物发展规律或事物发展趋势（多数不区分自然、社会规律或者趋势）；有时指方法策略；有时指社会理想；有时指信仰价值观。简单来说，道就是价值观、方法论、自然和社会规律以及趋势。按照当下我国的教育思想，立德树人必然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理念与方法、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时代新人。
　　德在与，不在来
　　德具有主体性、社会性（含阶级性）和历史性。“德在与，不在来。”（《文子·符言》）德指遵从价值观信仰等（道）而表现出来的言行方式，强调其言行结果是造福他人或社会，而不在于追求个人声誉与利益的回报。如果其言行掺杂较多追求个人回报的因素，则一般不被认为是有德行的行为。从社会角度看，德一方面指社会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约定；另一方面指利他之行为（言行），也就是施恩惠于他人。这当然包括损害或者不损害自身利益而利他之行为，以及损害少部分人利益而使多数人受益等非常复杂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德既是言行方式，也是价值判断及标准。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里提到的德，大多不仅是指个人道德修养，而更多的是指个人的言行对社会对民众的福泽，所谓化育万物，泽被苍生。不同语境下，德涵盖了思想、方法、价值观、言行、行为结果、社会规范。简单来说，德首先指的是造福社会，其次才是个人修养与道德。
　　“三不朽”的时代性与阶级性
　　晚清民国时期有人曾提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这当然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提出的评价。依据的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三不朽”思想：“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叔孙豹与范宣子讨论何谓“死而不朽”时叔孙豹的看法。这一看法成为了中国古代读书人和士大夫眼中的圣人或者完人的榜样。距今2500年，这个思想依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但是，这两个半圣人的看法，不免令人疑惑。孔子、王阳明且不说，曾国藩虽然成就和声誉很大，但却有很大争议。《论语》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曾国藩在晚清没落时虽于朝廷有功，但于社会和民族却未必有甚值得传颂之功绩，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民间称之为“曾剃头”“曾屠夫”。其行为也有违儒家提倡的“仁恕之道”与仁政观。这样的人被称为半个圣人，令人错愕。这其实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时代性（历史性）和阶级性所造成的反差。在叔孙豹2500年后，我们不但要思考“三立三不朽”，更需要思考“为谁立德？为谁立功？为谁立言？”，才能称之为不朽。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第一，要放到他们的历史时代去看，他们的“三不朽”成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还是阻挡社会进步的？第二，他们的“三不朽”成就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少数特权阶级利益的，还是维护落后、腐朽社会势力的？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三不朽”思想，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那就是，要看是否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否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是为了社会和世界的进步，是否是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立德、立功、立言？当然，我们现在称不朽、伟人，不称完人、圣人。
　　这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时代，需要创新而能够创新的时代。要抓住根本，又要多元评价。说一千道一万，教育始终离不开其历史性与时代性——中国的教育是服务当下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人民文化素养提高与每一个人获得人的自由发展潜在可能性这个目的的。新时代下，我们要培养为党、为国、为人民、为世界进步、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立德、立功、立言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堪当时代大任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