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他读书的样子自小就刻在我脑海中。
　　在村小的大教室里，冬天的早晨，父亲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棉大衣，坐在一把吱呀作响的竹椅上，双手捧着一本书，身体凑着炉火前倾。火苗随着他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上下跳动，映红了他年轻的脸庞。
　　父亲从乡村来到乡镇，中心小学既是卧室又是餐厅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黑色的办公桌，父亲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父亲曾调侃自己，如果这里可以称为书房的话，我一定把它命名为“三味书屋”。父亲所说的“三味”是茶味烟味酒味，因为他好茶嗜烟喜酒。
　　后来，我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工作，以父亲的名义分到的住房，成了我小家庭的安身之所。父亲骑自行车每天往返，白天和我在一起。旧教室隔出来的火车厢式的住房，一长溜共三间，我们占据了西边的两间，东头的单间为另一家所有。没有窗户，里间黑咕隆咚，外间也不敞亮。父亲一开始把办公桌放在外间的窗户下，眼睛老花后，他干脆把桌子搬到了外面的天井里，横放在屋檐下。光线是好了，可也有麻烦。遇上大雨，瓦缝漏水，地上溅水，根本无法落座。春天雨水多，雨小的时候父亲就挽起裤脚坐在那里。他身体板正，手执毛笔备课，有时也抄书，投入时，他的嘴巴会随着毛笔上下左右，努来努去。
　　父亲爱读书，可他最终也没有一间真正的书房。
　　父亲给我留下的书不多，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两本《古文观止》，三本《红楼梦》，还有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函授学习的课本。
　　《古文观止》的特殊来历，父亲跟我讲过许多次。当年宁继福老师下放，与父亲成了好朋友。宁老师有两只上了锁的木箱，里面全是藏书，父亲便向宁老师借书。第一次宁老师有过短暂迟疑，很不情愿地站起身，从裤兜里摸出钥匙，走向摞在一起的木箱。开锁、翻搭扣、开箱盖，一整箱书袒露在父亲面前。宁老师问：“你想看什么书呢？”父亲有备而来，脱口而出：“我想先读读《古文观止》。”宁老师翻了翻，拿出两本纸张泛黄的书，郑重其事地递到父亲手中，说道：“别弄脏了，借你半个月，行吗？”
　　父亲拿回书，如获至宝，一有闲歇，就用毛笔抄写在备课纸上。由于工作和家务繁忙，又没有安静的书房，半个月到了，连上册都还没抄完。按照约定，父亲把书还给了宁老师，但没过多久，他又惦记那两本未抄完的《古文观止》了。第二次再借，宁老师很快就将书取出来，给了父亲。
　　父亲还向宁老师借过其他书，借阅《古文观止》的次数最多。后来，宁老师调回长春工作，临行前，把《古文观止》送给我父亲作纪念，如今它们还保存在我的书房里。
　　经过几十年的岁月，那套《古文观止》风干了水分，变得十分脆弱。早年，我还经常翻阅；现在，有时因为怀念，我只能打开包裹着它的花布，端详一会儿。对于要不要送去修复，我十分矛盾，顾忌着它被修复以后，失去经年累月的丰厚，失去绵延不绝的深情，找不到它作为象征，赋予我书房光明的深沉颜色。
　　因为父亲的缘故，关于书斋的梦想，数十年在我心里沉浮，无数次涌动的念头都被强压下去了。记得朱熹说过：“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读书是最具仪式感的一件事，需要正襟危坐，需要静心投入。书房是诗书的殿堂，不能浮皮潦草。
　　陆续买了一些书，偶尔也端坐其间，但俗事的烦恼在心里起起伏伏。直到2015年，那个承接父亲心愿，关于书斋的梦想日益明晰，筹建书房才真正付诸行动。
　　南向九平方米的小房间，先前放了一张小床，以应不时之需。我下定决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床撤了，然后将书桌对窗横放，与书柜垂直，方便采光，也方便随手打开书柜阅读。由于学习书法，我给书房起了一个斋号。斋号出自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叫“鹊玉轩”。请名家题匾，装裱好，挂在书房对门的东墙上。
　　“鹊玉轩”是曹雪芹祖父的斋号，有一个非比寻常的来历。据说，古时有一座名山，山上尽出玉石。因为俯拾即是，人们又不知其贵重，大家捡起来用于驱赶喜鹊。曹雪芹的祖父感叹怀才不遇，曾对他祖母说：无论多么好的人才，无人赏识，就只是一块鹊玉。
　　在常人眼中，书斋，它首先是房子，像随园那样静能读书，动能莳花赏月，这样更好。但追念父亲的梦想和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恍然大悟，村小的大教室、乡镇小学的“三味”宿舍、县中的房檐之下，都曾是父亲的书斋。他让我懂得，不管身在何处，书斋都只是承载梦想的地方，实现梦想都必须超越书斋的局限。他短暂的一生，并未因没有像样的书斋而失色，他是一块“鹊玉”，但他的梦想早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