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转型看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夏 颖

字数:2753 2024-03-31 版名:理论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和鼓励下,高校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育人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涌现出一批真正能够实现价值引领的思政课、课程思政“金课”。而今,距离“3·18”讲话已经过去五年时间,关于思政育人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知识社会,知识创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知识是教育的内容与载体,人类教育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知识传授是教育的主要目标。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学界对于知识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有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政课教学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该论述对于教育目标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新的知识观也表明,“价值”而非“知识”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有学者指出现代知识性质向后现代知识性质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从普遍性到境遇性,从中立性到价值性。知识的文化性、境遇性、价值性对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带来的启示是,二者须在塑造学生基本价值观,传达中国社会需求,构建本土知识体系方面实现协同。
  首先,知识性质从客观性到文化性,要求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塑造学生基本价值观。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文化性而非客观性才是所有知识的基本属性。知识的文化性表明知识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价值观念、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任何知识生产主体在生产知识的时候都是怀着价值实现的愿望或理想的。对知识客观性的解构表明所有的知识都应该向未来的批判性检验开放,反对认识问题上形形色色的权威主义。知识的文化性要求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首先要做到基本价值协同。一方面,知识的文化性要求认知者以“价值”建构“知识”。在知识社会,教师不再因为拥有知识量的巨大而成为权威。相反,教师应该具备以价值作为标准来建构和解构知识的能力,成为学生的学习合作者,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会学生以价值为标准自主构建知识,从而具备相应的能力。因此,接受和认同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尤为重要,它是学生完成社会化,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必要过程。彼得·L.伯格认为人类完成社会化包括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初级社会化一般由父母帮助孩子完成,而教师则是帮助学生完成次级社会化的重要他人之一,完成次级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便是筑造有效的可信结构,即维护现实所需的具体社会基础和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对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尤为重要,它能够有效维护可信结构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受到冲击。因此,思政课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首先要做到基本价值协同,在社会基本价值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维护我们社会的可信结构,帮助学生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主流价值的认同。另一方面,知识客观性的解构要求认知者敢于批判质疑,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知识客观性的解构要求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权威。教育学领域的多个调查表明,几乎一半的学生经过大学学习之后,批判思维能力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提高。知识的文化性要求高校在学生个人发展方面,着重追求以知识的鉴赏力、判断力与批判力为标志的内在发展,而非以追求知识的记忆、理解、掌握与应用为标志的外在发展,内在发展与知识的创造力密不可分。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其次,知识性质从普遍性到境遇性,要求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传达中国社会需求。
  知识的境遇性是指任何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之中的;任何知识的意义也不仅是由其本身的陈述来表达的,更是由其所处的整个意义系统来表达的。离开了特定的境遇,既不存在任何知识,也不存在任何的认识主体和认识行为。知识的境遇性让人们越来越接受知识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归根结底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需求。正是中国社会的不同境遇激发了中国不同于别国的社会需求,而这种社会需求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造了独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知识体系,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该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同时,也证明了西方知识并不能解决全球所有国家的问题,中国本土化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本土知识的支持。中国的教育必须按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办。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的主旋律,在此过程中仍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向前推进。卡拉雅尼斯在知识生产模式Ⅲ中指出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动力不仅来自大学、产业、政府,更来自于公民的民生福祉需求。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须重视将中国的社会需求、中国的民生福祉需求共同传达给学生,重视本土课程的开发,让中华五千年文明所蕴含的智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活力源泉。
  最后,知识性质从中立性到价值性,要求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建构中国本土知识体系。
  现代知识的中立性是其客观性的一个侧面。随着现代知识的客观性被解构并被文化性所代替,现代知识的中立性神话也被打破,暴露出其原本的文化性和价值性。后现代知识的价值性还特别体现在所有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都受到权力因素制约,都是社会总体权力实践的一部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知识离不开权力,权力离不开知识。原来认为没有任何争议的文明化过程同时导致本土知识合法性被解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遗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未来的教育“必须探索主流知识模式之外的其他各种知识体系。必须承认和妥善安置其他知识体系,而不是将其贬至劣势地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必要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将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离不开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支持。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本土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凸显,证明了知识体系的多样性会带来诸多益处。随着本土知识的社会价值被发掘,教育改革也越来越重视对本土知识的积累、保存、传承,以及本土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己走出了一条自尊、自信、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些领导经验和历史经验应当也必须被保存和积累,成为中国本土的“社会知识库”。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终极目标是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宝贵的中国本土知识库更是难得的教学资源,应发挥其在育人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