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
　　汉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从汉高祖刘邦到王莽时期二百多年的西汉历史。两部著作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两部著作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不同，编纂思想不同，体例也不尽相同，但是，两部著作都涉及西汉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这段历史，从渊源来说，《汉书》记载此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来源于《史记》，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志、四十篇列传是在《史记》基础上改写而成，或者说脱胎于《史记》，加之两部著作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具有文学色彩，叙事写人既有相同又有不同，这就有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于是，从汉魏六朝开始就有了对两部著作的比较分析，王充《论衡》中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着眼于“文义”和“叙事”，认为《汉书》优于《史记》。《晋书》记载，张辅撰《班马优劣论》，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张辅明确指出班固《汉书》有三个方面不如《史记》，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深入，尤其是以文字的多少、叙事的详略来判断《史记》《汉书》的优劣，有些牵强。东晋文学家、史学家袁宏，对“班马优劣”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后汉纪·序》中说：“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借史迁，无所甄明。”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曰：“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较公允地指出了两书的不同特征，也特别注重文学叙事。他们的评论，在后代也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杂说上》：“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繁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繁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一方面反驳张辅，另一方面扬班抑马。到宋代，班马异同问题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王若虚等人都发表过评论，各种看法都有，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著作，《班马异同评》就是其中的代表。
　　《班马异同》共三十五卷，旧本或题宋倪思撰，或题刘辰翁撰，或认为倪思撰，刘辰翁评。该书不同于以往的零散评论，而是对《汉书》改写《史记》的部分逐字逐句进行比较，但也有缺憾，《史记》十二本纪中《孝文》《孝景》二篇，八书中《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四篇，七十列传中贾谊、黥布、韩王信、东越、西南夷、儒林、大宛等传及《太史公自序》没有进行比较。从研究方法上说，它很独特，《史记》原文用大字，《汉书》增加的文字用细笔。凡是被《汉书》删削的文字则在旁边划一条墨线；凡是《汉书》前后窜动《史记》文字的地方，即注明“《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如某文被《汉书》移入其他纪传，就注明“《汉书》见某传”。倪思、刘辰翁所加评语，一一列在眉端，使《史记》与《汉书》的异同，一目了然，为研读者提供了方便。《四库提要》也肯定了此书体例上的创造。从内容上看，《班马异同评》对《史记》《汉书》的比较，或比较体例，或比较人物，或比较章法结构，或比较语言，非常细致，对于读者认识两部著作的特点有很大的帮助。对《史记》和《汉书》的评价，绝不偏执一端，而是严格根据两书对勘得出的实际差别，判断是非优劣。当然，从总的倾向上看，对《史记》还是比较偏爱，对《汉书》修改《史记》的地方往往讽刺为“儿童之见”。总体来说，《班马异同评》的价值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班马比较研究著作，标志着从汉魏六朝以来关于《史》《汉》比较问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后来的班马比较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班马异同评》之后，《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继续深入，明清时期更为兴盛，许多文史著作涉及这一问题，专门著作如明代许相卿《史汉方驾》，清代杨于果《史记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等。近现代到当代，班马异同问题仍然是《史记》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专题论著如郑鹤声《史汉研究》、徐朔方《史汉论稿》等。海外学者也很关注这一问题，如韩国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就是代表著作之一。当然，后来的比较研究不再局限于《史记》《汉书》内容相同的部分，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或全书，或分篇；或考辨事实，或分析字句；或偏于史学，或偏于文学；或分析《汉书》如何继承和发展《史记》，或探讨《史记》《汉书》的共同价值，等等。观点也各不相同，或甲马乙班，或甲班乙马，或平分秋色。由此可见，《班马异同评》在《史记》研究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古代《史记》研究著作和研究资料的整理，是《史记》研究的基础。二十世纪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逐渐被整理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班马异同评》一直还没有新的整理本。王晓鹃教授以此申请国家课题，得到批准，并顺利结项。我觉得这个整理本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底本选择。《班马异同》的版本，主要有明嘉靖李元阳刻本、高瀫覆校本、明万历韩敬序刻本、明天启闻启祥刻本、明末傅昌辰版筑居据天启四年闻启祥小筑藏版重梓本、明末刻本和四库本等。其中，李元阳刻本是《班马异同》诸本祖本，高瀫本和韩敬本从李元阳本而来，闻启祥本从韩敬本而来。在众多版本中，作者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所刻《班马异同》三十五卷为底本，以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万历韩敬序刻本为校本，同时参校台湾“国图”所藏明天启甲子四年闻启祥刻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史记》和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这一版本选择，体现出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其次，是校勘工作。在整理过程中，除了校勘刘辰翁评语，以及《史记》和《汉书》原文的讹错衍倒现象外，还需对《汉书》删减《史记》文字部分进行校勘。《班马异同》全书以《史记》原文为主干，凡是《汉书》删减《史记》文字处，原书都应有细线勒之，而嘉靖本没有细线勒之，万历本有，对勘闻启祥本和今本《汉书》，亦当有细线勒之的地方，在嘉靖本中高达千余处。这些工作是琐碎的，需要一定的耐心才能完成。
　　再次，是标点工作。刘辰翁评语，大约有1300余条，既涉及《史记》和《汉书》对应篇目的具体字、词、句等基本内容，以及《史记》《汉书》二书的句法、文法等写作特点，又涉及汉初的众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标点时，需要查阅相关的众多史料。整体而言，标点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古籍整理规范的。
　　第四，是附录工作。经过竭泽而渔式的工作，整理出52则关于《班马异同》的历代叙录。其中，既有杨士奇、汪佃和韩敬等人的序跋，也有刘伯爕、张彦琦、周中孚、钱泰吉和叶德辉等人的评议，又有陈振孙、马端临、朱睦㮮、祁承爜、钱谦益、季振宜、陈梦雷、纪昀、永瑢、丁丙、张之洞、陆心源和丁仁等人的目录记载，以及其他书籍的相关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班马异同》及刘辰翁评语在历史上的流传，以及本书的主要内容，无疑大有裨益。
　　此外，围绕《班马异同评》，晓鹃教授还进行了系列研究，如认为刘辰翁能够运用评价小说的方法来点评历史人物，刘辰翁评语体现出“尚奇”的倾向等观点，都颇有见地。我们相信，《班马异同评》一书的整理出版，对丰富《史记》《汉书》的研究，尤其是“马班异同”研究，定有帮助。
　　《史记》与《汉书》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经典，而且是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经典，深入研究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挖掘民族精神，建设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