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时，初小每学期学费一元，高小是一元五角。
　　我家八口人，父亲在生产队里当会计，一年四季不歇工，母亲忙于一大家人的吃穿和日常生活，出工较少。生产队靠工分吃饭，我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每到开学时，我都为学费问题愁肠满腹，不敢问父亲要。若有，母亲会要来给我们，没有，只能静静等待。在我的印象中，学费都是和眼泪相联系的。要钱之艰难，使我从小便懂得挣钱不易，不敢乱花一分钱。
　　但我不怨父母亲。那时候，一个村里没有几家人能大大方方拿出钱来，给孩子借学费之事也很平常。父母虽有千般困难，仍尽力供我们姐弟上学。但后来一场政治运动，使我们姐弟上学更艰难了。
　　1966年“四清”运动，我的父亲被错划为“四不清”干部，批斗、退赔，家里稍值钱的东西都被工作组拿去卖了，我家的生活相当困窘，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一年，姐姐考上县第六中学，我考上高小，二弟三弟陆续上了小学，姐弟四人的学费难坏了我的父亲母亲。过去，父亲是严厉的一家之主，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母亲负责干活、做饭等家庭事务。现在，父亲受到了运动的打击，精神萎靡，人一下蔫了、呆了，没钱也没话。姐姐和我已懂点事，知道父母的心酸和无奈，只能悄悄掉眼泪。幸好关于上学这点，政策有条底线，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开免费证明。
　　免费证明是政府给贫困家庭学生的一项惠民政策。由生产队队长开具一张证明，生产大队签字盖章即可免费上学。受环境影响，“地富反坏右”子女、下台干部子女能否享受免费政策，我们家人心中没数。开免费证明一事，父亲是不会去的。父亲脾气倔犟、爱面子，宁可穷死、困死，也不肯向人低头，他又是下台干部，不愿看人冷眼。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在村里不起眼，本来就没面子。她只知道，不开免费证明，娃们就上不了学，但这又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只有指望母亲了。
　　开学那两天阴雨连绵，母亲戴着草帽，踏着泥水去队长家开免费证明。我们小队的队长是“四清运动”中当上的，年轻气盛，异常严厉，村里人很少去他家。但那人是个直性子，碰硬不欺软，刚正不阿。母亲木讷，言语不多，可我家的情况在村里是倒数一二，队长既实事求是又有些同情，给母亲开了证明，全家人悬了几天的心终于放下了，因为开免费证明的关键一步就是小队，这边开好，剩下的就不难了。
　　吃过晌午饭，雨稍微小了点，要抓紧时间去大队盖章，那时我已十一岁，已有为家庭出力办事的一些能力，且大队干部一向亲厚，我让母亲待在家里，便去大队部盖章。母亲怕人家嫌大人不来，不够重视，要和我同去。
　　家里只有一双旧雨鞋，母亲穿着，我把裤子往腿上一挽，光着脚在前面带路，母亲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大队部走去。黄泥从我脚趾头缝里顺滑地挤出来，倒也利索，母亲穿着雨鞋可难走了，脚下的黄泥时不时粘在鞋上，足足有两斤重，走几步就得甩一甩，泥水溅了母亲一身。快到大队部时，烦人的雨点唰地一下又大了，我和母亲赶快跑到大队部办公室房檐下躲着。等了一会儿，雨逐渐停了，大队文书打着伞也来了，看过我们的证明，又询问了具体情况，给我们签了字盖了公章，母亲小心翼翼地拿着免费证明，唯恐被雨淋湿。
　　回到家里，我们姐弟高兴坏了，大家围着那几张盖有鲜红大印的免费证明，看了又看，热泪盈眶：上学不易，务必努力学习！再后来的一两年内，贫困的家境很难一下子改变，都是由母亲在小队开好证明，我再到大队完成手续，继续了我们的学业，没有因缴不起学费辍学回家。毫不夸张地说，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如今我成为一名高中教师，定居城市，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要深深感谢国家当时的免费政策，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当时给予我黯淡生活中一点光芒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