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川南边缘，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如果时光能够回拨，那时，在一个个夜色浓稠或月光稀薄的夜晚，在那些清瘦而柔韧的山道上，你会碰到一个打着火把或油桶的男子，他二十多岁，背着毛蓝布大包，行色匆匆。那发角眉梢挂着晶亮的东西，雾气袅袅，不知是汗还是露。
　　那是我父亲。
　  二
　　好像是最初请了一个跑江湖的儿科老头儿在家里教父亲学推拿。好像那时候母亲刚过门，世界还没有我，那是20世纪60年代。爷爷认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托人给父亲请来这么个导师，为的是在往后的日子里能谋口饭吃。
　　可能是时间短，抑或是束修不治，父亲的推拿最终没学成。但此后不久，村里（那时称大队）要设一名畜牧防疫员，大队干部点中了父亲。一是因为爷爷和那干部有些交情，二是我父亲天分不错，还学过几天医。
　　父亲应该是接受了短期培训后上岗的。他没有辜负大队干部的期望，两三年后他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名兽医。此后的几十年，他的航线也就绑定到那些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了。
　　记得十来岁的时候，半大孩子的我常翻弄父亲的“书桌”。那是一张简易的小条桌，上面两块厚木板，下面的隔屉用篾片架成。篾屉里静卧着一本《赤脚兽医手册》，字典大小，绿胶书皮，纸张和印刷都很地道。书中介绍了多种家畜的疾病防治，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副伤寒，还有牛病、羊病、鸡鸭鹅病……
　　这大约就是父亲的“镇山宝典”了。
　　父亲还有一个胶皮笔记本，很袖珍，出诊时随身携带。上面所记是他参加本市南部山区兽医短训取来的真经。几个县的名兽医们登台授课，草帽农鞋，有的鞋边还沾着泥巴。他们没有工资，生产队给记工分作为补贴。他们把几十年从猪牛身上一页页积淀下来的经验，一沓沓地传给了后生们。
　　所以，父亲那个小本子，近乎“真经”，上面的方子，九阴九阳，无招有招，父亲从中获益颇多。
　　最典型的是猪的冷痧症，据父亲讲，他曾多次遭遇。猪在圈里瘫卧如泥，一动不动，它们肢体发凉，面对食料连眼皮也懒得张一下。这应该就类似人的风寒感冒，但那时的兽医大多不懂寒则热之的道理。青霉素、庆大霉素、安痛定之类的针剂一通轰炸，越打病越沉。父亲按那小本子上的记载：药用麻黄、桂枝等煎水灌服，效果立竿见影。
　　父亲还按那“真经”的指引治好过几起猪瘟，所用招式，是我后来在那些正式出版的兽医书籍上没有查到的——不见经传的人，用不见经传的招，治好了数头更是不见经传的猪。
　　印象最深的是姨婆家。正月里拜新年，姨婆皱着眉告诉父亲：家里唯一的小猪病了，请过当地好几个兽医，针打了一大堆却毫不见效。父亲看了眼躺在屋檐下残喘齁齁的猪崽，他当然一眼看出那是患了猪瘟——号称“猪中癌症”。他对姨婆说：碰碰运气吧，死马当活马医。他给那猪针了耳根、尾尖等几处穴位，再用细麻绳把猪耳朵扎紧，嘱咐不可解开，又开了服中药。据父亲后来残片式的回忆：那服药除苍术、菖蒲等外，更多的是田边地角的野草。
　　父亲和姨婆还真碰上了运气。第二年拜年，餐桌上，姨婆指着桌上肉告诉父亲：现在吃的就是那头猪的肉。那猪后来病好了，过年长到两百多斤。父亲因此名声大振。
　　父亲的兽医包里还有一个空药盒，装着温度计和瓜子针，还常有一两张刮胡刀片，两三根缝合弯针，一小团棉线。像见证了将军驰骋沙场的驳壳枪，它们静静诉说着父亲那些引以为傲的手术。
　　就在那个叫烂田湾的一户农舍里，三四个壮汉按定一头母猪，旁边一两个老头，一两个半大孩子，或掌火把，或递针线。父亲正从母猪肚子上的刀口里一只只往外掏出猪崽。猪崽身上还带着羊水泡沫和斑斑血渍。一旁的女主人双手微颤，接过父亲递过来的小猪崽，像是在接一掬稍纵即逝的希望。
　　三
　　父亲不是这山里唯一的兽医。那时没有行医证之说，有人请杀猪的，就是屠夫；有人请看病的，就是医生。
　　在最初接受培训和开始行医那几年，父亲同时还是大队茶厂的负责人，后来因为和大队干部不睦，他一气之下炒了自己，回了生产队。之前是白天管理茶厂，现在是白天羁在生产队，父亲医猪就基本只能是晚上了。他精力旺盛，每晚要走好几户人家。听他讲过，好几次，走着走着，四山的鸡就叫上几遍了。
　　几十年后，山里有了公路。乡村公路也照京广路、成渝路那样把起止点作为整条路的名字。但父亲当年在多个夜晚走的那些山路，实在没办法用这种方式命名。它的起点和终点都不确定。父亲走的路更适合分类：干路、湿路，这是按天气分；石板路、泥石路、土路，这是按材质分。那时这里更多的是泥石路，路面大部分是泥土，间或嵌些石头，它腾挪闪转，高低弯折都没有规矩。赶场路、挑水路、粪担路、打柴路、放牛路，这是按用途分。赶场路是人们上街走的，宽阔平整，但这样的路段实在太少。挑水路从小溪边或水井旁通往住户，也还不错。怕的是那粪担路、打柴路和放牛路，它是人们挑粪、打柴及娃娃们放牛时踩出来的临时路。朝这头走可以通往住户，若不小心倒过来就走到野地里去了。
　　在我的想象中，常有这样一幅画面：深夜，山坳阴森，一座坟茔，泥石、花圈尚新。打火把的父亲，沿着那些被踩踏倒伏的野草低头快走，猛一抬头，眼前坟墓赫然，花圈惨白，纸幡在夜风中扭动——有一种临时路，叫抬丧路，是临时踩踏出来给棺材走的。
　　尽管父亲应该是最熟悉这一带山路的人，也难免走错——夜里看不清四野，又想贪点捷径。我不敢确定他是否半夜三更贸然打扰过一位刚入土几天的亡者，但不止一次听他讲过：某次走到荒林里，野兔从脚边一窜而过，电筒照见前边不知何物的一双贼亮的眼睛；某次走到荒草丛中，扑倒一片野草才走出来；某次走在大片树林里，路越走越不像路，藤蔓扑在大树身上死缠活绑，鬼冬哥在前边你呼我应……
　　那时的人家，多数就养一头猪，少数养两头的，养三四头是十多年后的事。养一头的，来年的肉食都指望着它。养两头的，另外一头是全家人过年的新衣，来年的油盐柴米，孩子读书、人情开支，全靠着它。一头猪倒下，半壁河山就塌了。
　　于是，记得读小学时，老师问我：你爸干什么去了？答：看猪。到了初中，班主任问：你爸干什么的？看猪。科任老师、校长问，你爸呢？看猪。
　　看猪，就是医猪。
　　少说也有四十来年吧，父亲看过多少头猪，医过多少头牛，实在没法算了。而反过来，十里八乡也供养了父亲。然后，父亲和母亲养大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人。
　　就像那养猪的千家万户，都说是人养猪，其实反过来又何尝不是猪养了人？对父亲而言，他救治了那些卧病的猪，而那些养猪的乡亲，则是父亲乃至我们全家的衣食父母。
　　一个兽医，上千农户，应该不下几万头猪吧。数十年来就系在那一条条艰辛的山道上，织成一方人间的烟火。
　　四
　　由母亲缝制的毛蓝布袋子到帆布包，再到全大队最好的木匠做的小木箱，父亲的兽医包，最后换成了牛津布的公文包。他从来没有背过那种上面镶着红十字的皮药箱，大约他认为那是人医的专属吧。
　　从最初的草鞋，到后来的胶鞋，再到筒靴。都说那时乡村医生是赤脚医生，但父亲和当时像他那样的兽医也好，人医也罢，其实都没有真的赤脚。虽然日子艰辛，但他们也算是那个时代受人敬重的乡村白领了。
　　从最初在主人家找火把，到后来用一节竹子倒入煤油，塞上玉米芯作油桶，再到后来提上马灯，到最后自己带上手电筒。父亲的照明在一步步优化。
　　终于有一天，父亲像他那支用得太旧的手电，光线暗淡，怎么拍打也不管用，最后只剩下钨丝暗红。在那些崎岖的山道上，在那些深黑的夜晚，他从二十来岁的少年，走成了肤色古铜的中年，再走成顶发稀疏的老者，在他快走不动的时候，多数人也让他休息了。
　　这或许是父亲的宿命，也是山里兽医们的共同结局吧。
　　五
　　父亲其实天资颇高，因为家庭背景，他高小毕业后与升学无缘。在成为兽医和茶厂负责人之前，他还短期代过课。茶厂负责人算是半个官，已初涉仕途；代课老师在这偏远的乡下也算文化人的一枚标签吧。沿着这两条路走下去的人，现在基本都领着或多或少的退休工资。但父亲这两条路都没能走远。他最终在这片山区的羊肠道上，走成了一个移动兽医站——他当年的职业覆盖，不亚于一个小小兽医站。如果把他在那些山道上的往返拧成绳，估计不会少于二万五千里。
　　只是现在的父亲基本只在院坝里移动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足疾，还有轻度脑梗。
　　夕阳西下，天光迷离，门前不远处的公路上隔三差五有车辆驶过。远处峰峦参差，树林错落，间隙中偶尔露出一段段盘山公路，见首不见尾。父亲之前熟悉的小路早被革新。父亲坐在院坝里，之前嗜酒的他最近因足疾戒了酒，此刻显得十分疲惫，他头靠椅背，渐渐地合了眼，唇角微嚅。我见状急忙催他去睡一会儿，我怕听他又说出什么猪瘟、冷痧症之类的梦呓。
　　父亲的履历像冰裂纹瓷器，是瓷器中凄美的一种。据说其形成要经历反复的高温煅烧和急速冷却，过程和结果都有太多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