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在其代表作《创造的进化论》中认为，动、植物属于两条不同的生命发展路线。他写道：“植物直接从空气、水和土壤中摄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以矿物质形式出现的元素，尤其是碳和氮。而动物则相反，它们只能吸收植物或动物的体内以有机物形式出现的元素，而动物体内的此类元素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取自植物；因此，归根结底是植物给予动物以营养。”“植物连续而机械地从不间断向它们提供此类元素的周围环境中摄取自己的养料。动物则通过非连续的、爆发性的和有意识的行动来觅食，其食物是已经将此类元素固定下来的有机体。或许可以说，这就是自然界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勤勉与怠惰。”如果认同这一看法的话，我们也可以解读为，植物主要以自力更生为生存方式，而动物主要以掠食为生存方式。在生物进化中必然存在着这两种进化路线，并相互交织。
　　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人类文明也存在这种现象。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之谜》中写道：“自古以来独享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天然就蕴含优越的资源禀赋，天然就养育富于商业精神的人民。定居文明中人，与游牧、游商、游盗民族大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有勤劳致富的动机和本领，‘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因此，只要‘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一两代人的光景，即可出现经济繁荣。”
　　文化演进的路线必然存在以自力更生为生存方式和以掠食为生存方式的路径分岔。中国这种“天下”型定居文明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文明。劳动光荣、勤劳致富是这种文明的血脉基因。这既是中华文化之底蕴，又是中华文化之信仰。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用平等的方式交换劳动成果，这是对他人人权与平等权的最大尊重与认可。而劫掠与奴役他人、他国、其他文明，则是把人物化或者异化为工具和资源。这就完全否认了他人的人权和平等权。因此，中华文化的这种价值观追求，体现了人的文明觉醒和文明的价值与力量。而崇尚丛林法则的人或文化则将人退回了社会达尔文的历史逆流中，可以说是，有文化而无文明。人的价值、文明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对他人的根本权利的认可与尊重中，而不是相反。这也是中国古代见得思义、非义不取、无功不受禄等思想的反映。又有“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语，皆基于此道。当然百业分工乃社会进步，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分，但皆以有益于社会、他人而得以自立。
　　但是，选择这种文化进路，必然更加艰难。想要勤劳致富，先要内部团结稳定，共谋发展（改革开放，团结奋斗），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抓住时机，策略得当，还要防止内部分配不公，外部劫掠（能战方能止战，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管子·轻重篇》中就讲到了运用经济手段，防止敌国控制自己的财富与资源，防止被劫掠。
　　生活中，勤劳未必一定能够致富，这是方法机运等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可偏执一端。比如，宏观上讲，不尊重经济规律、不尊重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错误；微观上讲，没有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技术手段、时机把握不当、不研究市场等错误造成的失败。我们强调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而不是通过其他手段或劫掠奴役他人他国来致富。
　　有些人妄评“天道酬勤”，用“富在术数，不在劳身”来进行评判。但二者不在同一个认知阶段。对于“天道酬勤”来讲，如果你未知天道，又何谈酬勤呢？中国古代，天道多指自然、社会、事物发展大趋势，也指自然、社会、事物发展之规律，二者皆不知，一味谈勤之无补于身，可谓浅陋之至。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一，术数可富人，亦可贫人。第二，术数未必人人可求，而勤劳尚可自食其力，且人人皆能躬行。勤能补拙正是此意。第三，只有术数而躺平不去把握，必然也是一场空。
　　此外，不应将勤劳只当作劳身。所谓勤，应指勤于思考、勤于学习、勤于实践。认知与行动从来就不应该分开，所谓知行合一。《论语》有云：“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华夏五千年文明蕴含的这种对人的最根本权利和平等权的尊重，这种始终把他人当作人，尊重其平等权的信仰信念，这种基于文化的人的自信，划破了野蛮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历史的黑暗天空，这是我们文明的道德力量。理性人人可得，而道德未必人人可有，尤其是一些基于暴力、吸血寄生的所谓“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