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霞
　　《南行记》是艾芜的短篇小说集。艾芜，原名汤道耕，四川新都人，中国现代作家，与巴金、张秀熟、马识途、沙汀并称“蜀中五老”。
　　1925年的夏天，艾芜年方二十一，为逃避包办婚姻，同时又受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鼓励，踏上南行的流浪之旅。他从成都出发，途经云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历时六年，最终辗转抵达上海。《南行记》就是以这段时间的流浪经历为基础，写成的短篇小说集。
　　书中的故事像江湖传奇。
　　《山峡中》讲的是一群山匪组成团伙，在市集上耍声东击西的把戏，以偷盗为生。小黑牛在集体“做活”时被打成重伤，迷糊中说出“你们害了我呀”“不想干了”的话。那是个黑咕隆咚的夜，山风呜咽，江水咆哮，在老头子的授意下，同伴们将小黑牛扔进了咆哮的江水。而对于想要离开的“我”，却是另一种结局：我早晨醒来，发现同伴们都不见了，如果不是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以及留在书里的三块银元，我几乎以为这是我做的一场荒诞不羁的梦。
　　《松岭上》写一个挑着杂货担子，爬坡上山做小生意的老人。他寂寞，只有烟酒是他的朋友，归途中，他像孩子那样放声唱歌，他做生意时是个有趣的人。他是个奇怪的老头儿，他说要嫁一个女儿给我，他指一下手中的酒杯，又指一下床上的烟枪：“她……她……随便要哪一个都可以的。”还说：“这样我们才会亲亲热热地过日子呀。”另一个小贩却叫他“老妖怪”“老魔头”，说他原本是老爷家的长工，偷米养家的事东窗事发，他被毒打，他的妻子被老爷侮辱，他杀了自己妻子、儿女，又杀了老爷全家，然后逃到夷地。
　　这些故事诡谲怪诞，但读来却没有荒谬感，甚至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或许因为小说都以第一人称叙述，拉近了作者、读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也或许是细节描写使人物显得饱满、真实。
　　顽固倔强、脾气暴躁的匪首老人却屈服于女儿的天真撒娇——这说明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温柔的父爱。大家把小黑牛扔进江水之后，都默无一语地悄然睡下，可见这件事的结局是谁也不高兴发生的——他们虽以偷盗为生，可人性中隐藏着的恻隐之心微露端倪。“老妖怪”在做生意时，和谐地同姑娘、孩子们开着玩笑，他一会儿伸着手掌摸摸小孩子的下巴，一会儿尖起指头抚抚女孩子的头发，活像白发的老祖父在逗孙儿孙女玩耍一样。这些生动准确的描写，凸显了人性的弧光，增强其性格的立体感和现实感
　　南行六年，艾芜尝尽人世艰辛，他发现了黑暗社会中底层人民的生活真相与生存逻辑，他真实书写社会黑暗、江湖险恶，书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求生的人。
　　《松岭上》中的老人有点像《水浒传》里快意恩仇的英雄好汉，被压迫到一定程度时，灵魂中的恶性突然爆发，变得杀人不眨眼，然后独自远离家乡。梁山好汉有水泊梁山这块世外桃源，老人却没有，伴随他一生的只有落寞、悲苦。
　　《山峡中》，魏老头子见惯了江湖上的血雨腥风，在他眼里，挨打根本不算什么事，他教训小黑牛说：“吃我们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哪！”“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天底下还多哩……苍蝇一样的多哩！”鬼冬瓜说：“是呀，要活下去。我们这批人打断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你们看，像那回在鸡街，鼻血打出了，牙齿打脱了，腰杆也差不多伸不起来，我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在笑吗？”这是一群被世界抛弃，境地悲惨的人，他们在刀尖上生活，在血地里摸爬滚打，他们以仇恨回报生活的无情，以残酷武装饱受欺凌的人生，以血腥暴力对抗吃人的社会。
　　《南行记》是小说，可它不吝写景抒情。艾芜将风景代入心情，将情感融入文字，不仅用精彩的对话描摹，还用场景渲染、心灵独白展示人物的情绪，因而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艾芜坦言，他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爱和恨，痛苦和悲愤”。
　　《在茅草地》里，“我”以为即将获得一份工作时，他写道，“一个追求希望的人，尽管敏感着那希望很渺小，然而，他心里洋溢着满有生气的欢喜……这山里的峰峦、溪涧，林里漏出的蓝色天光，叶上颤动着的金色朝阳，自然就在我的心上组织成怡悦的诗意了。”当希望再一次落空时，他愤懑，“谁叫你轻信一个陌生人的甜言，被骗到了这么一条绝路，倒霉乃是活该。”该欢喜时绝不遮掩，文字浪漫如诗；该愤怒时毫不隐忍，语言直白激烈，这是一种“真”。
　　那时的艾芜年轻，如闯荡江湖的少年郎，以笔为剑，书写传奇，剑招虽未炉火纯青，但少年意气风发，自信而少拘束，文字里充满虎虎生气。
　　后来，艾芜成了左翼作家，作品中再难见写《南行记》时的激情，但多了股历尽沧桑的朴厚，读来更显余韵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