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教育现场，看到太多的问题，产生太多的忧虑，甚至也会有一时的悲观情绪，但是仍忍不住去批评，说到底其实就是还抱着希望，还是满怀信心。
　　双休日、节假日常常在外奔波，来往于各地的各种校长培训或者是教师培训，这么执着地传播着所谓的教育思想，传递着自己关于教育的声音。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人以为是为了多挣一些外快，有人以为是为了图一时的名声，一言以蔽之，皆为名利。但我总不甘于这么自我否定，心里隐隐地认为这不是我的根本目的，内心深处总认为这么做是对改善教育有益的，潜意识中总是相信：教育是有希望的。
　　在东奔西走的过程中，机场就是我的驿站，候机过程中打发时间边角料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机场书店里蹭书看。机场书店里充斥的是励志心灵鸡汤、企业管理、言情小说、名人传记、官场厚黑学之类的书籍，其中有时也能看到颇为另类的好书。梁漱溟先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就曾躺在书架上，翻看这本书，仿佛看到一位睿智的老人在向我们讲述人生的哲理，在耐心地给我们解答这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看着梁先生的书，我会很自然地想到教育，不自觉地要问问自己：中国的教育会好吗？
　　走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教育成就显著，无限辉煌；我们同样看到中国教育的问题堆积如山，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1977年恢复高考，把千万学子引向学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但很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风潮就演变成唯分数论，唯升学率，而且愈演愈烈，训练学生解题能力几乎成了不少教师课堂教学的唯一追求，题海泛滥使学生成为做题机器。
　　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抑制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有关省市政府出台政策：禁止学校以分数排名，禁止学校双休日、节假日补课，但有条件的家长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校外补课。无条件的家长创造条件也要让孩子补课，家长的经济负担越来越大，不少家庭不堪重负，学生的课业负担愈减愈重，多数学生不堪重负。
　　为了让十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刀刃上，我们创建了重点中学、重点小学，让一部分资优学生获得优秀教师的优质教育，于是就引发了大众抢占优质教育资源，用金钱，用权力，甚至于不择手段。为了解决择校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学生就近入学，于是就产生了价格离谱的学区房。
　　为了培养资优学生，数、理、化、生及信息科技奥林匹克竞赛（下文简称“奥赛”）被引入基础教育，但一旦和升学挂钩，就导致了不论智商高低，不论学力如何，大家争相参加“奥赛”，“奥赛”不再是智力游戏，而成了名校的敲门砖。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社会实践能力，学校开设了社会实践课程。走向社会是好事，但在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看来，无疑是浪费时间，学生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成了家长寻找熟人盖上橡皮图章的过程。走向农村是好事，但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让学生真真切切、实实在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场所了，学农劳动更像是春游、秋游。
　　为了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政府努力争取实现了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但是钱多了不会用钱，产生大量的浪费现象。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校舍改建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不少地方盲目贪大求全，动辄500亩土地，把中学办成大学；动辄超豪华，把学校办成宾馆；动辄超现代，添置先进的设备、实验室，却闲置一边，成为几无所用的摆设。
　　为了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兴起了热热闹闹的课程改革，开展了全方位的教师培训，使教师听到了许多教育新口号，知晓了许多教育新理论，也尝试了许多课改新做法，但大范围的教育背景没有多少实质性变化，决定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不会有根本性的变革。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转型，为何仍然困扰着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1月8日第5版）一文中说道：“在中国的理论和政策讨论中常常发生一种‘引喻失义，数典忘祖’的现象。一种观点或政策经过辩论好不容易被学界和政府官员普遍接受，写进了党的文件，成为政府的工作指南，可是不要多久，在人们头脑中保留的，往往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至于它的内容，则在实际执行中发生漂移畸变，甚至完全走样。”经济界如此，教育界同样如此。比如倡导研究性学习，最后结果更多的是纸上谈兵，甚至于家长代劳、网上抄袭。比如提倡导学案，于是教师们就把导学案编成新的练习册、习题集。比如倡导学生学习的主体积极性，结果就演化成学生的课堂展示，而展示的是一些教辅读物上的现成答案，缺乏深入的思考，就无法保证学习的质量。比如提倡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研究，评职称，评优秀，要论文，要课题，结果导致教师编制的大量的伪课题、伪科研、伪论文出现，不是为问题而研究，而是为职称而写论文，“伪教研”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久而久之，我们的教师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自然而然形成双重人格：说的是虚的，做的是实的；说的是冠冕堂皇的大话，做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事；不论你提倡什么，他都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对付你；不论你出台什么规定，他都锱铢必较地寻找空子去钻。其实不只是教育人，今天的国人有许多都是以能够钻到空子为自己谋利或解忧感到自豪的。
　　为什么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而结果常常背离了我们的初衷？为什么明明知道是正确的事情，但许多人就是不去身体力行？为什么明明知道是错误的，却总有人为了蝇头小利而从众随俗？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在做假，但许多人却乐此不疲，骗人骗己骗下一代？为什么明明感受到这样做的结果是谁都不幸福，但众人依然愿意陷于囚徒困境而不能自拔？这样下去，教育还会好吗？
　　这一切，究其原因，我想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有关联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教育工作者可以亲身感受到：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活跃，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混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元，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充满分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繁荣，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芜杂。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教师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我们对教育朴素的情怀，保持我们的定力，保持我们的反思批判精神。
　　作为教师，我们身处在当下的教育现场，纷至沓来的理论、学说、指示、观点、经验、做法充斥着整个教育现场，是听之信之、趋之若鹜，是随波逐流、顺其自然，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还是审视明辨、批判选择，我们都会有一个态度。即使是批评批判，也会有多种情况。我既反对那种媚评俗评，即不加分辨一味夸赞、一味讨好，也反对那种酷评、恶评，即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我所主张的批评是直面现场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是始于论事，终于说理的批评，不去恶意地攻击他人的人身尊严以炒作自己，不去夸大事实无中生有以哗众取宠，而是建设性的求真、求善、求美的批评。
　　当然，我的批评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心中树立一个目标，努力去实践追求，我以为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我仍然相信否极泰来，中国明天的教育不可能一下子有颠覆性的彻底变化，但终究人心是向善的，希望在民间，在每一个教师身上。每一个教师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教育之所在；每一个教师如何，中国教育便如何；每一个教师是什么素质，中国的教育便是什么质量；每一个教师心向光明，中国的教育便不会黑暗。
　　（摘自《直面教育现场——书生校长的教育反思（第二版）》，程红兵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