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怀念童年的恬淡和简约，那是初入人世的日子，一切都像清晨的阳光般通透。尽管只是鳞鳞爪爪、枝枝叶叶，但在人生已叶淡秋凉的今天，却时时在我心头闪亮。
　　我的第一位教书先生叫李春晖，大约五十来岁。说是先生，却实在记不起他怎样教的我，只记得他有一把泛着古铜色光泽的戒尺，其实是竹子做的。那让别的孩子胆战心惊的物件，却从来没有用于我。或许是我还穿着开裆裤，大孩子的跟屁虫罢了，只有四岁，先生不忍使用。他是几户人家合伙请的塾师，杜永村人氏。平日总穿着一身织贡呢中山装，脸色凝重而有光泽，肃然不苟言笑。大约是因我手太小，握不住毛笔，也研不了墨，因而衬着影格的大字，一仿也没写过，更别说填小字了。但我母亲照样和别的家长一样轮着给先生管饭。用枣红色木盘端着，放着几个买来的用雄黄熏过的白蒸馍，或是有棱有角的粽子，或是炸得金黄的油饼。不变的是一碟油辣椒醋水，或酱菜，一碗红豆米汤。可一年下来，我竟然认了不少字，背了很多不懂意思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和“臣密言，臣以险衅”一类诗文。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端给先生的美味吃食，他每顿饭都会剩下一些。我虽然人小，但并不傻，我知道先生的故意和先生对我的心思，一个塾师偏爱孙儿般的慈柔，让我记了一辈子。
　　随着父亲调入三桥的长安二中，我家搬到西安，租住在西大街一个大杂院中。长长的甬道尽头，有我家两间厦房。与大杂院比邻的，是一家中药铺，因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晾甘草的甜味儿。借助跟李先生学到的字，我便时时显摆。出门上街，我都会把各家的牌匾大声地念出来。同院有个姓张的爷爷盯着报纸，我经常屁颠屁颠地为他拿报，送到爷爷手上。然后站在老人身后，看着他把报纸打开。我眼尖，总看着顶端那一排大黑字（那时还不知道它叫通栏标题），“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便问爷爷：“大张旗”和“鼓镇压”这两个人，每天都反革命吗？逗得老爷爷前仰后俯地笑，笑得直咳嗽。
　　到了六岁，我要正式上学了。学校是西大街二小。我面黄肌瘦，总挂着两道鼻涕。怕学校不收，在报名时，母亲特别给我换上新衣，搽了胭脂。班主任叫崔文英，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服，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她沉默寡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但内心的善良却显而易见，让人感到一种晨光似的庄严。她从列宁服斜开的口袋里掏出叠得整齐的手绢，一边给我擦鼻涕，一边叮嘱母亲，给我增加营养，买点“山道年”或“使君子”把肚子蛔虫打一打。我注意到了，那手绢是白底蓝花的那种。
　　崔老师教语文。每日里，上完两节课，同学们都会在教室外围成一个圈，拿出自带的馒头。她提上大铁壶，挨个给大家倒上开水。每到下午放学前，她都要宣布明天的值日生是谁。当然，在眼巴巴的期待中，我常常会被她选中。我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这是荣誉也是认可。我会把值日生的红袖章一直戴回家，洒下一路的趾高气扬。她还在课外活动时带我们去附近的儿童公园，和我们一样在哈哈镜前龇牙咧嘴。她的嗓音好，领我们跟着西门城楼上的大喇叭一起唱“歌唱二郎山”，坐长鼻子公共汽车去钟鼓楼参观……
　　呵呵！七十年前的往事在我心头复活时，我感念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老师——崔老师。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虽多方打问，都杳无音信。理智告诉我，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就像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亲一样。也不知道她还记得当年那个臭小子不，那个她为之擦鼻涕的臭小子。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亲爱的崔老师，不论你能否听到，我都想告诉你，他没有辜负你不经意间的关爱，永远铭记着你慈母般的挚爱和温热，他用一生传承着你给予他的一切，他永远记着那方白底蓝花的手绢，那是他心中永远飘扬的旗帜。写到这里，我已是泪眼婆娑了。
　　窗外，是纷飞的雪花和黎明前的静谧。我思忖着，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曾经是学生，但未必都是教师。用这个视角去审视社会，天下就只有师生这两种人了。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一个大爱无疆的世界，一个付出不求回报的世界！正是这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怀传递，才是破解人类文明奥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