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长大，居住小南门。小南门是条老街，不足三百米，很窄。夏季的夜晚，家家户户门口摆出竹床乘凉，紧邻的背靠背，对门的头对头，街心只容一人走过。老街两边清一色的木柱瓦房，高矮错落、大小不等，有独门独户的，也有一门多户的。那时的家庭，兄弟姐妹都比较多，生活清苦，但也有嬉戏打闹的欢乐。我只有一位姐姐，打架没有一个帮手，不好玩。
　　舒天成是我的近邻，也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顽皮，他个头虽矮，但没人欺负他。他有两个哥哥，父亲是派出所的。好在他父亲管教严厉，舒天成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我们在大街上瞎逛，他父亲冷不防从背后给他一记爆栗（方言：耳光，打脑袋），凶巴巴：“死回家！”所以，很多次，我们走着走着，舒天成突然不见了，过后一定会看见他父亲。
　　他父亲不许他们兄弟出去“疯”，是担心他们在外面惹祸。我们那时读书轻松，开卷考试，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又没有别的事情，便人手一把弹弓，射树上的鸟、射人家屋檐下的鸡、射电线杆上的灯泡。舒天成不敢带弹弓回家，总让我保管。他父亲下班前，他一定是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的。
　　有一段日子，舒天成邀我去他家。我去了，他二哥高兴，喊我们“小喽啰”，拉我们当听众，给我们讲水泊梁山的故事。我最喜欢听“三打祝家庄”，小李广花荣箭术高明，指哪打哪。
　　他二哥有点书生气，戴副近视眼镜，除了偷偷看些破了封面的旧书，还喜欢吹笛子拉二胡。那时流行玩乐器，我姐拉过半个月的小板胡，“唆哆唆哆”，好似风箱漏气，贼难听。舒天成的二哥吹拉有模有样，学校文艺汇演，他独奏过《颂歌献给毛主席》《喜送公粮》。
　　舒天成还有一位大哥，高中马上毕业，面临去农村插队。他大哥老实，在家生火、担水、洗碗，做很多家务，没事就去斜对面的李木匠家，帮人家牵墨线、帮人家拉锯、帮人家刨木头，乐此不疲。
　　他大哥下放后，我和舒天成读初中，不同班。我们结识了新玩伴，相互串门的次数也少了。
　　舒天成放学后好像经常不按时归家了，好几次吃晚饭的时候，我看见他父亲端着饭碗，站在门口喊：“天成——”
　　有一天，舒天成邀我去沙湾埠。沙湾埠距县城40余里路，那里有条大河，架起一座水泥桥，听说很高大，我想到课本上的“南京长江大桥”，便一同去了。同去的还有他班上的江海浪。
　　我们是上午逃课走的，在一处上坡的路段扒上拖拉机。拖拉机“突、突、突”，我们蹲在后面的车斗上心发慌，生怕被司机发现赶下车。大约晌午时分，我们到达沙湾埠，看到跨河大桥。大桥比五层楼房还高，我们头一次观瞻这么高耸的建筑，别说多兴奋。我们从桥底玩到桥面，靠近护栏，伸头往桥下吐口水，看口水慢慢地飘落。
　　只一会儿，我们又索然无味。肚子已经很饿了。我们三人掏出口袋里的钱，总共一角八分，去商店买了六两饼干，站在店门口一人一块分食了，感觉更饿。
　　该回家了！
　　马路上，我们仍然试图扒上返城的拖拉机，追了几次追不上。这下心里着急了，江海浪说：“我们跑回家。”
　　开始，我们使劲儿跑，很快就跑不动了。我们便小跑一段路，走一段路，走到了深夜。
　　我在家很少挨打，这次例外，父亲还臭骂了我一顿。
　　舒天成应该更严重吧。
　　隔天，我问他：“昨天挨打厉害不？”
　　舒天成笑着回话：“我没有挨打呀。”
　　我讶异，不信。我说：“吹牛！你怎么可能不挨打？”
　　舒天成神神秘秘地说：“我只要同江海浪在一起，我爸不管我。”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江海浪是副镇长的儿子。家长有个共识，干部子女的家教，理应是最好的，放心。
　　高中两年，舒天成同江海浪玩得不亦乐乎，同我渐行渐远了。
　　但我们两家竟然结为亲戚，他大哥成了我的姐夫。
　　我姐其实是先看上他二哥的。他二哥推荐上了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回来几无可能。他大哥返城后做了木匠，我父亲说有门手艺最好，饿不死。
　　他们三兄弟最有出息的还是舒天成，他从政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