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奠定路遥文学史地位的一部小说，直到现在各文学史著作中但凡提及路遥，《人生》都是其绕不开的一部作品。但《人生》诞生过程并非一路坦途，而是经过了长时期的积淀、孕育、思考和修改后最终成型的。路遥曾说：“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1981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意想它。1980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很多人物关系没有交织起来。”
　　小说《人生》之所以能够走出创作困境，与两个人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正值路遥小说《人生》构思陷入困境之际，一个事件为路遥小说创作提供了创作灵感与创作素材——那就是帮助弟弟找工作。1980年前后，路遥一直为王天乐工作的事情跑前跑后，为此专门到延安来解决这一问题。到延安后，路遥见到了谋面较少的弟弟王天乐，王天乐的人生际遇与理想追求给了路遥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小说《人生》。据王天乐回忆，“我们展开了长时间对话，一开始就三天三夜没睡觉。总共在这里住了十五天。他原打算刚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写一篇短篇小说叫《刷牙》。但就在这个房间里，他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全部构思。”可以说，为弟弟找工作的经历和王天乐独特人生重新激活了即将胎死腹中的《人生》，之后又融入了很多生活素材最终完成了小说的全部构思，小说原定为《高加林的故事》。
　　另外一个促成《人生》问世的人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王维玲。王维玲在担任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时认真阅读了路遥的参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虽然觉得作品还有稚嫩之处，但却是一部有特色、有水平的作品。所以，发奖会后把路遥约到休息厅进行交谈。在这次交谈中，路遥详细谈了《人生》的创作理念与基本构想。王维玲预感到路遥的所思所想不一般，确信他能够把这个中篇写好，当即态度坚决地敲定了这部书稿。路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王维玲回忆“1981年春我们的这次交谈，起到了催生作用，坚定了路遥的信心，他从北京回到西安以后，心里一直在翻腾，他把编辑工作安排好了以后，便又一次返回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普通客房里，一连苦斗了二十一天”，最终完成了这部中篇小说的初稿。
　　这部起初命名为《生活的乐章》的中篇小说，经路遥进一步完善后最终邮寄给王维玲。王维玲及几位编辑看后认为“稿子已十分成熟，只是个别地方还需要调整一下，结尾较弱，如能对全稿再做一次充实调整、修饰润色，把结尾推上去，则又会是路遥一部喜人之作”。之后，王维玲围绕小说结尾、刘巧珍形象、马栓形象、高加林形象、德顺老汉形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并建议路遥能来出版社改稿。路遥来到中青社和王维玲沟通了修改意见后，便很快就将小说修改完成，作品修改得很理想，很快就定稿发排了。但是，大家对小说名字不是很满意，但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名字，就约定信件联系。路遥此后在信件中提出将名称改为《你得到了什么？》。王维玲及其他编辑对此并不满意，便“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觉得‘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路遥也认为“这个名字很有气魄，正合我意”，于是小说名字就定了下来。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推荐下，《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了《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于1982年12月正式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第一版印了十三万册，上市不久就脱销，第二版印了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又印了七千二百册，总印数二十五万七千二百册。此后，小说被各大杂志和报刊广泛转载和评介，更在文学界和评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和持久讨论，并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更是被改编为广播剧、电影、电视，尤其是路遥编剧、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上映后掀起了又一轮的“人生”热潮，对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