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珏 宗 晴
　　宗晴：我看过一个有关您的采访，谈到了《泱泱》是一部必然要写出来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王玉珏：构思的时间不算，2020年春节前后，真正从在电脑上落下第一个字开始算起，整部小说写完，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生活到哪儿，写作就到哪儿，其他作家不知道，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呢？如果它仍然有得可写。《泱泱》里的场域涉及乡镇、北京、机关，基本上与我这些年的生活半径吻合，里面的人物大多也是我生活中的、身边的人物，有些甚至都有原型。
　　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或者说之所以写出了这些作品而没有写出别的，决定因素一个是他的阅读，另一个就是他本人的经历和生活。在我看来，完全脱离了个人经验和个人经历的虚构，是可疑的。
　　宗晴： 《泱泱》主要是以窦村与北京为背景，这与我们所说的城乡一体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不是从村到县城，这里是直接以首都作为城市的代表，这样写是因为您对北京有个人情结还是为了找两个对比鲜明的事物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王玉珏：这里说的“城乡一体化”更多的还是指小说的背景层面。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好是与我们80后这一代人的青春同步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于农村的这一代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和心理上割除了他们与土地之间的脐带。没有了这根脐带，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变成了一种义无反顾，同时也是一种别无选择。走出去成为一种必然，留下来反而成了非常态，需要勇气、坚守和定力，这一点在窦明亮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再一个，城市所代表的，毕竟是更有希望、更有活力、更加美好的一方，它天然地吸引着年轻人，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自己，不让自己的下一代拥有更多的希望、活力和美好。
　　小说里之所以选择了北京作为城市的代表，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代表了城市的顶层和终端，它太高，难以企及与真正融入，窦明翰、陈东城、窦明亮三个人虽然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其实没有一个能真正抵达它，在北京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存在感和归属感。窦明翰的回归、陈东城的跌落，以及窦明亮的清醒，其实也都是根源于此。
　　宗晴： 《泱泱》在结构上不是以线性叙事，而是将三个人的故事打乱重组，也留下了许多空白，这样写是为了让文本达到更具文学性，少一些纪实性的效果吗？
　　王玉珏：对，《泱泱》的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这三维分别是时间、空间、人物。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即第一章；第二个维度是空间，即第二章、第三章；第三个维度是人物，即第四至六章。我平时写作很少有列提纲的习惯，但这次就不行，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了什么事，都必须要严格精准地切割好，然后放进不同的抽屉里，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人物生平表。效果还不错，三个人物契合得更加紧实，整体结构上也更加浑然一体。结构上的不自由反而带来了叙事上的自由，这是个辩证。
　　宗晴：在《泱泱》中，提到了过年时农村的现象：“平常不明显，一到年上就见了高低了，是骡子是马，在年上拉出来遛遛。”我对这一场景格外亲切。村里面最热闹的时候是过年，人多当然八卦也多，人们闲聊时也是各自聊各自在外的经历，顺便看看哪里挣钱，等来年了一起去干。我们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农村人这种普遍心理的？
　　王玉珏：流动和比较是好事。从社会学角度看，一种公正的制度核心原则应该是允许流动、鼓励竞争，让每一个人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家在城里不觉得，过年都回到了村里，聚在一起，互相之间当然会比一比、看一看。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激情和动力，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生活远未定型，未来仍然可期。
　　宗晴：相对于范红月等，宋让芬这个人物让人眼前一亮，她可以说是一个“反叛者”，不被传统观念束缚，也不被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影响，坚守以自己为中心的原则。您是怎么想到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
 　 王玉珏：首先是小说叙述的需要。宋让芬这个人是窦明翰体内的“病毒”，作为母亲，她的“反叛”以及对城市的那种强烈的、非常规的向往和渴望，其实是成年之后的窦明翰对城市，对姜枢眉以及姜枢眉一家，乃至以庞总为代表的北京所有复杂心态的源头。耻辱也好，自卑也罢，窦明翰后来的每一次选择，其实多多少少都与这“病毒”有关。
　　其次，从人物本身来说，宋让芬对于城市的向往，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召唤和需要，一种本能的精神欲望。所以说，宋让芬后来对来自城市的儿媳姜枢眉的喜欢，也是发自内心与本能的，是剥除了世俗、功利因素，最原始、最童心、最本真的“喜欢”，就像小说里写的，“长长的跋涉”“满心欢喜的旅程”“一个欢天喜地心无旁骛的孩子”。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选择了永远留在农村，这一意外和反转其实也并不难理解：遥望、想象与封存，有时比置身其中更令人神往与心安。
　　宗晴：您为什么会从事写作呢？您认为社会责任感在创作过程中是必需的吗？
　　王玉珏：短篇小说的精致，与长篇小说的恢弘一样，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我希望《泱泱》就是这样一部书。对于我来说，写作可以对抗个人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解决我灵魂方面的问题。文学最大的功能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找到自我，或者说找到一个更好的自我，无论写与读。还是那句话，它是属于灵魂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