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名儒王心敬《丰川杂著》解读
□王晓鹃
字数：2889
2023-07-19
版名：文化
《丰川杂著》1卷，王心敬（1656—1738）撰。
王心敬，字尔缉，号丰川，鄠县人（今西安鄠邑区），明七子之一的渼陂先生王九思六世孙，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在关学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儒唐鉴评价道：“关中之学，二曲倡之，丰川继起而振之。与东南学者，相应相求，俱不失切近笃实之旨。”王心敬谢世后，关学学者孙景烈曾感慨说：“吾关中自南阿、丰川两先生没后，薪火岌岌不续。”可见王心敬对关学的深刻影响。
王心敬一生无意于仕途功名，清贫度日，专心致学，著作非常宏富，已经刊刻的有《丰川易说》10卷、《丰川今古文尚书质疑》8卷、《关学汇编》6卷、《丰川全集正编》28卷、《丰川全集续编》22卷、《丰川全集外编》5卷、《丰川续集》34卷等。此外，还有《文献揽要》《洗冤录》《古道典型编》《集荒政考》等著作未刊，卷数皆不详。另外，王心敬的书法作品在民国被影印编辑为《丰川先生遗墨》一书。
王心敬以孔孟学说为宗旨，反对空淡玄虚之说，并继承了其师李颙“经世致用”的思想，注重研究农业、水利、荒政等社会问题，而《丰川杂著》就是王心敬对经济之学的思考和实践。
作为土生土长的鄠县人，王心敬非常熟悉关中的土地、旱涝、水井和民俗等情况。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三十一年（1692）五年期间，陕西多地持续出现旱灾，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王心敬忧心如焚，“白头五年旱”“万川寂寞断人烟，千里荆棘旱又连”“榆皮贵似金，人命轻如草”“昔时锦绣子，不死半他乡”（《丰川续集》卷三十二），都是他对旱情的真实写照。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六十年（1721），陕西旱灾又持续两年。为了预防旱灾带来的饥荒和瘟疫等严重社会问题，王心敬躬身劳作，著成《区田法》《圃田法》《荒政考》《井利说》和《水利说》等著作。王心敬的“区田法”经当地农民实践，每亩谷子可有小米一石八斗二（每斗约三十三斤）的收获。他的“圃田法”讲种菜技术，主张土地综合利用。如在田块周围种桑，田内种植蔬菜、苎麻、谷物等，一亩的收益能数倍于往常。次子王功在他的影响下，在湖南新田县令任上，曾集著《蚕桑成法》一书，教民栽桑养蚕，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手著《蚕桑成法》一书，教民树桑养蚕，隣邑亦争效之。”（《乾隆鄠县新志》卷四）。
王心敬极力主张陕西采取凿井救旱之策，并多次向地方官员和朝廷呈述相关思想，但回应者寥寥。直到乾隆二年（1737），蒲州人（今山西永济）崔纪被任命为陕西巡抚。崔纪赞同王心敬的观点，锐意改革农田灌溉，并将两人往复商榷书札编成《井田说》钞本一册（已佚）。据《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查郎阿为巡抚崔纪强令通省凿井累民已甚请饬停止事奏折》《著将陕西凿井灌田办理不善之西安巡抚崔纪调补湖北巡抚上谕》和《清史稿·陈宏谋传》等记载：当时，陕西有大、小井76000余眼，崔纪新开大、小井68890余眼，约可灌田20万亩。不过，崔纪真正开成的井只有32900余眼，其余的都未开成又填塞了。虽然陕西因崔纪推行水井获益，当年粮食产量大增，但是崔纪也因兴修水利工程规模过大，劳役过重，引起百姓不满，在任仅一年，就于次年（1738）三月初三日调任湖北巡抚。王心敬感慨“功业之难为，盛名之难处，直如此之甚”，但仍然坚信“况井利一事，穷源究委，真是国家第一利民利国大计”（《丰川续集》卷二十四《寄崔公》）。不过，此次井田受阻一事，对王心敬打击较大。十余天后的三月中旬，王心敬卒。后来，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陈宏谋曾四次继任陕西巡抚十余年，继续执行崔纪制定的政策，开井28000余眼，使陕西的水利建设得到持续发展。
乾隆二年（1737），豫章人（今江西奉新）帅念祖转任陕西布政使。帅念祖结合陕西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发现王心敬《区田法》切实可行。乾隆七年（1742），帅念祖采用王心敬《区田法》，编成《区田编》，自做序言《区田编引》，并在陕西全省大力推行，从而使《区田法》深入人心。帅念祖《区田编》在道光年间，曾多次刊刻，今先后被收入赵梦龄《区种五种》和王毓瑚《区种十种》。同治四年（1865），西粤陆川人（今广西陆川）李廷樟，任山西平阳知府时，曾给《区田编注》再次做注，称《区田编加注》，并在山西推行区田法。
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岭南人（今广东香山）曾望颜被任命为陕西巡抚。此时，距王心敬辞世已经118年。曾望颜是道光名臣，号称“曾铁面”。到任之后，曾望颜即刻开始调研，并得出救弊补偏为当务之急的结论。于是，他在全陕“进求治术，遍访良规”，“属吏有以《区田书》献者”。细读《区田书》之后，曾望颜认为王心敬主张土地综合利用，实行间作套种，改良耕植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做法，“可以辅农功而弭偏灾”（《丰川杂著序》）。在陕两年，曾望颜采用《区田书》，在鼓励农业生产的同时，整顿戎政，实行保甲，修筑寨堡，擒治流匪，政绩卓著。
光绪初年，左宗裳还曾敕令陕西推行王心敬的《区田法》，“渭水南咸阳、兴平农人多用之”。由此可见，王心敬提倡的这种在小块土地上掘区布种，集约使用水肥和人工，以获取高额丰产的独特耕作栽培法，对有清一代的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使他跻身清代著名农学家和水利家之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宋联奎等人编纂《关中丛书》时，有感于“关中土厚水深，凶荒易遘，自昔已然，救荒之事，不可不讲，而备荒必兴井利，区田，亦井利之一端也”，“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国奢则示之以俭”（《跋》），便将《区田法》《荒政考》和《四礼宁俭编》单独摘出，合并成《丰川杂著》1卷。其中，《区田法》摘录自曾望颜刻本，《荒政考》和《四礼宁俭编》分别摘录自《丰川续集》卷七和卷三。《区田法》又见于《丰川续集》卷八。《区田法》《荒政考》和《四礼宁俭编》也有单刻本行世。
《四礼宁俭编》不分卷，又名《丰川家训》，选自《丰川续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115）有著录。《四礼宁俭编》内容分为冠、昏、丧、祭四部分，是王心敬对这四礼的革新和简化。王心敬从当时的社会习俗出发，认为朱熹《家礼》虽然博采众家之长，融汇古今，但是“正以仪文繁缛，非并礼之本始失之，即且有病其繁而畏难不行者”，主张“崇质尚朴，莫俭为宜”（《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王心敬便借鉴明代吕维祺《四礼约言》和宋纁《四礼初稿》的方法，对朱熹《家礼》进行了删减，编成《四礼宁俭编》，故四库馆臣评价说：“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王心敬的做法，是“首取其于文不繁为近本，次更取其简而易遵为可行”。换言之，王心敬主张礼仪简单又能实践，故将昏礼的问名、纳采、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节，删减为问名、请期纳币和亲迎三节；将丧礼中繁琐的复、含具、敛具、题主等礼删去，将迁居正寝、书遗言、加新衣纳履、属纩、废牀寝地、楔齿缀足、举哀七礼，删减为迁居可迁之室、盥浴、加新衣、举哀四节。同时，王心敬又根据当时的习俗，在丧礼中增加了“盥面、洗手足”和“七七、百日设奠”等礼节。这些修订，既删除了冠、昏、丧、祭四礼中当时无法或没必要践行的空条，又保留了四礼的核心内容，还尊重了当时的习俗，体现出王心敬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思想，对我们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心敬，字尔缉，号丰川，鄠县人（今西安鄠邑区），明七子之一的渼陂先生王九思六世孙，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在关学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儒唐鉴评价道：“关中之学，二曲倡之，丰川继起而振之。与东南学者，相应相求，俱不失切近笃实之旨。”王心敬谢世后，关学学者孙景烈曾感慨说：“吾关中自南阿、丰川两先生没后，薪火岌岌不续。”可见王心敬对关学的深刻影响。
王心敬一生无意于仕途功名，清贫度日，专心致学，著作非常宏富，已经刊刻的有《丰川易说》10卷、《丰川今古文尚书质疑》8卷、《关学汇编》6卷、《丰川全集正编》28卷、《丰川全集续编》22卷、《丰川全集外编》5卷、《丰川续集》34卷等。此外，还有《文献揽要》《洗冤录》《古道典型编》《集荒政考》等著作未刊，卷数皆不详。另外，王心敬的书法作品在民国被影印编辑为《丰川先生遗墨》一书。
王心敬以孔孟学说为宗旨，反对空淡玄虚之说，并继承了其师李颙“经世致用”的思想，注重研究农业、水利、荒政等社会问题，而《丰川杂著》就是王心敬对经济之学的思考和实践。
作为土生土长的鄠县人，王心敬非常熟悉关中的土地、旱涝、水井和民俗等情况。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三十一年（1692）五年期间，陕西多地持续出现旱灾，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王心敬忧心如焚，“白头五年旱”“万川寂寞断人烟，千里荆棘旱又连”“榆皮贵似金，人命轻如草”“昔时锦绣子，不死半他乡”（《丰川续集》卷三十二），都是他对旱情的真实写照。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六十年（1721），陕西旱灾又持续两年。为了预防旱灾带来的饥荒和瘟疫等严重社会问题，王心敬躬身劳作，著成《区田法》《圃田法》《荒政考》《井利说》和《水利说》等著作。王心敬的“区田法”经当地农民实践，每亩谷子可有小米一石八斗二（每斗约三十三斤）的收获。他的“圃田法”讲种菜技术，主张土地综合利用。如在田块周围种桑，田内种植蔬菜、苎麻、谷物等，一亩的收益能数倍于往常。次子王功在他的影响下，在湖南新田县令任上，曾集著《蚕桑成法》一书，教民栽桑养蚕，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手著《蚕桑成法》一书，教民树桑养蚕，隣邑亦争效之。”（《乾隆鄠县新志》卷四）。
王心敬极力主张陕西采取凿井救旱之策，并多次向地方官员和朝廷呈述相关思想，但回应者寥寥。直到乾隆二年（1737），蒲州人（今山西永济）崔纪被任命为陕西巡抚。崔纪赞同王心敬的观点，锐意改革农田灌溉，并将两人往复商榷书札编成《井田说》钞本一册（已佚）。据《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查郎阿为巡抚崔纪强令通省凿井累民已甚请饬停止事奏折》《著将陕西凿井灌田办理不善之西安巡抚崔纪调补湖北巡抚上谕》和《清史稿·陈宏谋传》等记载：当时，陕西有大、小井76000余眼，崔纪新开大、小井68890余眼，约可灌田20万亩。不过，崔纪真正开成的井只有32900余眼，其余的都未开成又填塞了。虽然陕西因崔纪推行水井获益，当年粮食产量大增，但是崔纪也因兴修水利工程规模过大，劳役过重，引起百姓不满，在任仅一年，就于次年（1738）三月初三日调任湖北巡抚。王心敬感慨“功业之难为，盛名之难处，直如此之甚”，但仍然坚信“况井利一事，穷源究委，真是国家第一利民利国大计”（《丰川续集》卷二十四《寄崔公》）。不过，此次井田受阻一事，对王心敬打击较大。十余天后的三月中旬，王心敬卒。后来，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陈宏谋曾四次继任陕西巡抚十余年，继续执行崔纪制定的政策，开井28000余眼，使陕西的水利建设得到持续发展。
乾隆二年（1737），豫章人（今江西奉新）帅念祖转任陕西布政使。帅念祖结合陕西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发现王心敬《区田法》切实可行。乾隆七年（1742），帅念祖采用王心敬《区田法》，编成《区田编》，自做序言《区田编引》，并在陕西全省大力推行，从而使《区田法》深入人心。帅念祖《区田编》在道光年间，曾多次刊刻，今先后被收入赵梦龄《区种五种》和王毓瑚《区种十种》。同治四年（1865），西粤陆川人（今广西陆川）李廷樟，任山西平阳知府时，曾给《区田编注》再次做注，称《区田编加注》，并在山西推行区田法。
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岭南人（今广东香山）曾望颜被任命为陕西巡抚。此时，距王心敬辞世已经118年。曾望颜是道光名臣，号称“曾铁面”。到任之后，曾望颜即刻开始调研，并得出救弊补偏为当务之急的结论。于是，他在全陕“进求治术，遍访良规”，“属吏有以《区田书》献者”。细读《区田书》之后，曾望颜认为王心敬主张土地综合利用，实行间作套种，改良耕植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做法，“可以辅农功而弭偏灾”（《丰川杂著序》）。在陕两年，曾望颜采用《区田书》，在鼓励农业生产的同时，整顿戎政，实行保甲，修筑寨堡，擒治流匪，政绩卓著。
光绪初年，左宗裳还曾敕令陕西推行王心敬的《区田法》，“渭水南咸阳、兴平农人多用之”。由此可见，王心敬提倡的这种在小块土地上掘区布种，集约使用水肥和人工，以获取高额丰产的独特耕作栽培法，对有清一代的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使他跻身清代著名农学家和水利家之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宋联奎等人编纂《关中丛书》时，有感于“关中土厚水深，凶荒易遘，自昔已然，救荒之事，不可不讲，而备荒必兴井利，区田，亦井利之一端也”，“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国奢则示之以俭”（《跋》），便将《区田法》《荒政考》和《四礼宁俭编》单独摘出，合并成《丰川杂著》1卷。其中，《区田法》摘录自曾望颜刻本，《荒政考》和《四礼宁俭编》分别摘录自《丰川续集》卷七和卷三。《区田法》又见于《丰川续集》卷八。《区田法》《荒政考》和《四礼宁俭编》也有单刻本行世。
《四礼宁俭编》不分卷，又名《丰川家训》，选自《丰川续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115）有著录。《四礼宁俭编》内容分为冠、昏、丧、祭四部分，是王心敬对这四礼的革新和简化。王心敬从当时的社会习俗出发，认为朱熹《家礼》虽然博采众家之长，融汇古今，但是“正以仪文繁缛，非并礼之本始失之，即且有病其繁而畏难不行者”，主张“崇质尚朴，莫俭为宜”（《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王心敬便借鉴明代吕维祺《四礼约言》和宋纁《四礼初稿》的方法，对朱熹《家礼》进行了删减，编成《四礼宁俭编》，故四库馆臣评价说：“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王心敬的做法，是“首取其于文不繁为近本，次更取其简而易遵为可行”。换言之，王心敬主张礼仪简单又能实践，故将昏礼的问名、纳采、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节，删减为问名、请期纳币和亲迎三节；将丧礼中繁琐的复、含具、敛具、题主等礼删去，将迁居正寝、书遗言、加新衣纳履、属纩、废牀寝地、楔齿缀足、举哀七礼，删减为迁居可迁之室、盥浴、加新衣、举哀四节。同时，王心敬又根据当时的习俗，在丧礼中增加了“盥面、洗手足”和“七七、百日设奠”等礼节。这些修订，既删除了冠、昏、丧、祭四礼中当时无法或没必要践行的空条，又保留了四礼的核心内容，还尊重了当时的习俗，体现出王心敬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思想，对我们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