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右一）和段存华合影
　　
“原子弹功臣”王承书

　　人生的每一次抉择，她都用一句掷地有声的“我愿意”回答，像一颗至关重要的螺丝钉，填补了中国核工业起步阶段的几处空白。她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承书，也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杰出的工程物理学家。
　　今年是王承书诞辰111周年。生前照片中的她，一副眼镜、一头短发，总是带着温柔的笑容，衣着简洁大气，纤瘦的身材扛起了最“硬核”的事业。
　　毛主席称赞她：“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

 　 “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中4个姐妹，她排行第二。她主要的兴趣在数学和物理上，数学考试时她几乎每次都拔得头筹。“二小姐，快来算账！”每逢遇到和数字打交道的事情，家人们第一个想到王承书。
　　1930年，18岁的王承书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物理系。在燕京大学的几年里，她作为班里唯一的女生，成绩一直名列榜首。
　　1939年，王承书与丈夫张文裕步入婚姻殿堂。张文裕后来成为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那个“大多女子靠男子养活”的年代，王承书是一个“特例”。
　　婚后不久，她得知美国有一位老太太留下一笔遗产，专门支持亚洲未婚妇女去美国学习。王承书很不服气地说：“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和未婚来裁定。”
　　1941年，王承书争取到了美国巴尔博奖学金，赴美留学15年。有朋友曾问她：“王承书，张先生又不是养不起你，你去美国干吗？”王承书听后很生气地说：“我为什么要他养呢？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念书、工作呢？”
　　王承书言出必行。她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深造，师从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开展气体输运理论研究。他们导出了被称为“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的多原子分子动力学方程，一经发布便轰动世界物理学界，至今仍被沿用。乌伦贝克多次称赞她是“了不起的人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王承书和张文裕的耳中。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即刻启程回国，然而却遭到了美国的重重阻拦。无奈之下，她把有关书刊和资料装进300多份邮包先寄回了北京，直到1956年，她才回到了祖国怀抱。
　　为什么一定要回国？王承书说：“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
　　回国后，王承书在笔记中写下：“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虽然那时没意识到这将是我真正有意义生活开始的日子，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作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
　　一生三次“我愿意”，她把自己“藏”了起来
　　“我愿意”不只是新婚夫妇对彼此的誓言，更是王承书报效祖国坚定信念的表达。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国家希望能调王承书去挂帅。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也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对专业已经定型的46岁的王承书而言，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别人的工作都已经走上正轨，而且还带着年轻同志，只有她刚回国工作，还是她去干对工作的影响最小。
　　接手工作后，王承书被派往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聚变研究部进修和工作。在那里，她抓紧机会了解苏联核聚变学科的发展状况。学习结束，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一周的时间里，她翻译了《雪伍德方案——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不久之后，她又翻译了《热核研究导论》等著作。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核聚变方面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现状，对我国受控核聚变研究的起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因为第二次“我愿意”，她“消失”了30年。
　　当时，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而浓缩铀生产是原子弹制造的核心技术。面对这种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你看行吗？”
　　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
　　这次选择意味着她要放弃之前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绩，甚至对丈夫都要保密。
　　当时时间紧迫，工作计划是按原子弹爆炸的倒数时间表来安排的。王承书带领一批理论计算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使用当时国内刚启用不久的电子计算机对工厂级联参数做了大量计算。为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他们坚持用手边的机械计算机做必要的验证。同时，她带领科研人员多次下工厂深入调查，仔细分析比较理论计算与实际运行的参数，对建议的启动方案进行反复论证。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曾到铀浓缩厂做过一次调研。当问及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他将目光投向了王承书。
　　王承书坚定地回答：可以。
　　张爱萍又问：有什么依据？
　　王承书回答：我们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能按时生产出合格产品。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果然，她和同事们提前完成了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料的任务。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随之而来的，是组织交给王承书的第三个任务。
　　当年，国家决定成立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同时正式下达研究大型国产扩散机的任务。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
　　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她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在她的领导下，研究人员充分应用前8年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大量计算，完成了扩散机物理参数和总体参数的选择，使得机器很快进入设计研制阶段。
　　因为“我愿意”，王承书不畏艰难，主动把自己的姓名“藏”了起来，把自己的贡献“藏”了起来。
　　“让年轻人从我肩上跨过去”
　　人们对王承书难以忘怀，不仅在于她卓越的贡献，更在于她厚德至诚、温蕴谦恭的人格魅力。
　　王承书曾说，“让年轻人从我肩上跨过去”。这一点，受教于王承书的徒弟、徒孙们都深深记得。
　　王承书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她通过带研究生、组织培训班、讲课、讨论和修改论文等多种形式，言传身教。凡经王承书审阅的论文，一般都要经过多次修改才能过关，大到基本概念、推理和演算过程，小到文字、标点符号，都要一一仔细推敲。
　　由于长期操劳，晚年的王承书患上眼疾。有一次，年近八十的她要审阅一篇文章，但因文章字小、墨迹淡而看不清。她拿着放大镜，用钢笔吃力地先把原文一笔一画描深后，再逐字审阅，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1993年，病重的王承书写下了一纸遗书，让人泪目：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个人书籍笔记全部留给科研工作；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零存整取存款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7222.88元），所余积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约10万元）。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不断创造新的伟业，铸就更大的辉煌。在中国核工业人心中，“许党报国、厚德至诚、温蕴谦恭、精微致远”已成为“承书风范”，并将永远指引他们前行。
　　（据《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