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一天，曾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的李庚拿着孙幼军的书稿《小布头奇遇记》找到叶至善先生，对他说：“有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童话，是另一家出版社的退稿，作者是一位新人，不抱出版的希望，只要求我们看一看；我看过了，觉得很不错，你是否愿意再看一遍？”
　　叶至善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是编辑，又是作家，可他常常只承认自己是编辑，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他珍惜编辑这个头衔，而且引以为豪。相对名家的书稿，他更喜欢审读自然来稿，享受沙里淘金的乐趣。
　　他只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书稿，觉得的确不错，在心里已经决定接受这部书稿。
　　在对书稿进行二次审读的时候，一串串问题在叶至善先生的脑海里冒了出来：这样好的一部书稿，为何会遭遇出版社退稿？会不会李庚和我都看错了眼呢？那一位编辑同志的看法跟我们在哪一点上不相同呢？会不会认为现实的社会生活不适宜作为童话的题材？这不至于吧，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王尔德的《少年国王》，不都取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吗？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呢？会不会嫌有些段落写实的成分多了点儿，认为不太像童话呢？这倒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童话必须具备哪些要素，我可能说不出来，《小布头奇遇记》很可能算不上正宗的童话。这本书到底要不要出呢？这时，父亲叶圣陶说过的一席话在他的耳旁回响起来。
　　那是在一次用餐时间，叶老跟他的长子叶至善边吃边聊。他说，文章的分类是研究者的事儿，作者可以不管。研究者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文章分成许多类，这是小说，具有哪些特点；这是散文，具有哪些特点；这是童话，具有哪些特点……就跟植物学家给植物分类、动物学家给动物分类一个样，主要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至于动物它怎么长，植物它怎么长，都是自然而然的。它们不管是否符合专家们规定的那些标准模式，因而常常会遇到一些动物或者植物，跟这一类相像，跟那一类也相像，分在哪一类都不能完全合拍。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认为自己要告诉读者的东西用什么形式表达最合适，就用什么形式，不必考虑作品写出来之后将归入哪一类，就像植物和动物只顾自己生长，不管分类学是怎么说的一个样。
　　叶老谈的是“写作之道”，叶至善先生却把它引申到了编辑方面。受到父亲的启发，叶至善先生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更是吃下了“定心丸”。
　　经过叶至善先生的精心编辑，《小布头奇遇记》成了低幼童话的经典作品，与几代人的童年相遇。
　　这个故事是我的老师陈模先生讲给我听的。陈模先生曾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叶至善先生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们有工作上的交集。陈模先生或者听叶至善先生讲过这个事情，又或者是看过叶至善先生写的相关文章。
　　多少年过去了，叶老的一席话至今仍留在我心底，并且给予我方法论的启示，使我受益匪浅。
　　应叶老曾孙的邀请，我去参观叶圣陶在北京的故居，并且在四合院里的海棠树下喝茶，我仿佛听到了叶老睿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