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文学采风活动中，我走进了老所长的办公室，想书写一下他所经历的刀光剑影，不承想老所长憨然一笑说，自己在派出所干了一辈子，自认为没啥可歌可泣的事迹，“真想写，你就写写所里的一线民警吧。”
　　于是，我缠着他讲述所里的故事，话题不知不觉扯到社区民警小田的身上。
　　老所长说，田警官原本是局政治处的一名干事，那可是一个令人眼热的岗位，但在局党委“机关民警下基层”的倡导下，田警官毅然报名下沉一线，做一名社区民警。
　　“社区民警不容易，东家长西家短，事事都得管。”我说。
　　“是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老所长说，“他们不像刑侦民警，整天打打杀杀，有无数的荣耀与光环，社区民警的身上有的是那种扎根群众的定力与韧劲儿。就拿前天的事儿说吧。”老所长终于言归正传——
　　田警官的片区内有个男孩儿要参军，所有的手续都办妥了，就差一份《无违法犯罪证明》，男孩儿的母亲找到田警官说：“都知道新来的田警官一心为民办实事，你就帮忙开个证明吧。”可是，在田警官查阅档案后发现，男孩儿的父亲早年因赌博被治安处罚过。“这个证明我不能开。”田警官说。
　　“事关孩子的前途，真就拒绝了？”我问。
　　“拒绝了。”老所长说，“但你也许想不到，这位母亲竟是田警官的远房姑妈。”
　　老姑妈那天磨破了嘴皮子，她说，怪只怪你那不争气的姑父，毁了自己又害了孩子，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界上买不来后悔药，“好在你东子弟有位好表姐，你高抬贵手，不愁他一辈子不念你的情儿。”
　　老姑妈的话句句恳切，但田警官有自己的底线，她一边热情地招待老姑妈，一边道出她的从警之道，她说：“姑妈呀，为群众分忧办实事，不是弄虚作假徇私情，更不能欺瞒组织，您不也曾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吗？”
　　老姑妈见话锋不对，就又打起了“悲情牌”，她说她一生只有两个中意的孩子，一个是东子，一个就是田警官，“虽说你不是我生我养的，但俗话说得好，亲戚亲，亲戚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东子学业荒废了，不让他去部队历练历练，以后咋立足，要是哪天重走他爸的老路，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呦……”老姑妈说着说着，干脆抹起眼泪来，惹得田警官也跟着悲伤不已。
　　老姑妈见田警官动了情，赶紧趁热打铁说：“要不你在证明信上写得模糊点儿，就说东子爸自从搬到这个辖区后无违法犯罪行为，至于那些陈年旧谷子的事儿，你权当不知情，这事儿不就过去了？”谁知田警官不为所动，她说：“事实上，我知道了。”
　　老所长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说：“嗐，或许在你们通讯员眼中，这只是一件不值得提笔的小事儿。”
　　我摇摇头说：“不，这才是我们应该大书特书的事儿。”当我提出要面见田警官时，老所长却告诉我，田警官一大早就进山去了，“山里信号不好，路也不好走，估计很晚才能回所里。”
　　那天，我在老所长办公室等了许久，直到太阳落山也没能等到田警官返回，只好作罢。临辞前，我托老所长向田警官问个话——面对亲情的裹挟，她是如何说服自己坚守底线的。老所长嘿嘿一笑说：“东子也问过她同样的问题。”当时，田警官的回答是：“我书写了你爸曾经犯错时的证明，而你此后的人生，则需要自己去证明。”
　　“多么精妙的答案啊。”我感叹道。
　　是夜，我完成了关于田警官的文稿，但总觉得有些不太满意，就冒昧拨打了田警官的电话，可惜连续数次都没接通。最后，还是从老所长那里得知，田警官在返回的途中顺道抓了一个小毛贼，此刻正在办案区内审讯呢，“那里不允许携带手机，有啥话，你等到明天再说吧。”
　　我突然意识到，此时的田警官又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正为她的职业生涯书写着一份“证明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