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咏　　 立 杨
　　癸卯立夏，接读著名篆刻家、印学家、西泠印社社员曾杲先生近著《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深为欣喜感奋。盖因中国历代官印，均是以金属材质制造为主，曾杲此著虽着眼于历代金属印章之研究，实则是对于传统官印体系之探察，亦即对于印学史之纵览鸟瞰式研析，可谓体大思精、体裁宏富，亦非局限于一时一印、寻章摘句者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乃以材质和制作方式为切入口，对从先秦古玺到明清文人篆刻之印章历史进行了全面剖析式梳理，在研究历朝历代印章制造方式之同时，亦深切探讨了印章在历代之使用方法，以及关于印章之典章文物制度。其大体框架结构，依次划分为“先秦光彩”“两汉法度”“魏晋遗印”“隋唐华章”“宋代皇权注解”“元代文化和商业碰撞”及“明清官印体系极致而微、篆刻体系兴盛崛起”诸章节，乃以朝代之演进递嬗为先后次序，从容论列、分部别居，如数家珍、娓娓不倦，令读者得以随其导引，一窥吾国古代金属印章之大美与高华境界。
　　此书每章在论述印章史之前，均简略概述彼一时期政经、文化、军事诸制度之演变消长，并借此揭橥出其对于金属印章史之直接或间接影响，即将印学史置于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宏阔纵深之视阈下，进行纵览式探讨。尤其深入考察了自先秦两汉、以迄宋元明清历朝官印之诸多特点，如其形制、材质、钮式、尺寸、款识、文字风格及时代特征，辅之以历代典章制度、志书古籍，并能与历代官印实物相联系佐证，以史证艺、艺史合一，将艺术、历史、文物三者融会贯通，所得论点自然确然可信、毋庸争辩。于此书中，作者所显示出的断代考察能力，可称独具只眼、卓荦不群。
　　诸如对于古玺汉印、宋代之叠篆、元代之花押、明清之文人篆刻，其与古代金属印章（历代官印）之关联密切性，多有发明创获之功，足可启人茅塞。其所提出的迥异于前人之观点，概而论之，大要有如下三点：
　　其一，对于古玺汉印之使用方式。在历代印学研究者观念中，古玺汉印主要用于钤盖封泥，而曾杲在仔细考察印学史后发现，古玺汉印作为身份凭证，用以“出示”才应是其主要使用方式。
　　其二，关于汉印之制造方式。前人均以为乃铸造而成，曾杲却勇于作翻案文章，在详察实物之后，大胆提出“绝大多数汉印并非铸造而成，而是通过镌刻方式制成”。之所以能有底气一反前人陈说，指出汉印多以镌刻（凿刻）方式制成，曾杲之判定依据完全来自印章实物。乃因将军印一类汉印，其凿刻之线条痕迹已然相当明显可辨，刀痕处处暴露无遗。因此在下定判语时，其言辞斩钉截铁，几不容钝眼置喙。
　　其三，对于明清文人篆刻之评价问题。今人多将明清文人篆刻推崇过甚、奉为经典，而曾杲却独独对此抱持着一种冷静与客观，未能苟同。他通过对明清时期著名篆刻家文彭、顾苓、陈炳、胡正言、程邃、汪关、林皋等人印作之精确分析，认为无论结字布局，抑或线条质感，明清文人篆刻大率受到同时代官印（金属印章）风格之深刻影响，进而引申发为议论，“清代的文人篆刻依旧深深处于金属印章的影响之下，清代的整体社会性艺术思维是僵化的，同时是割裂的”。此一论断，大有哲学性思辨体悟在焉，言辞固然冷峻得近乎严苛，然则这才是印学史的真相和本来面目，不容后来者为之稍作回护。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作为印学史论家的曾杲，他的质直、刚正和不同于流俗之胆略魄力，俨然具有真正史学家的史笔与史识。
　　在《关于篆刻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曾杲提及从事篆刻创作抑或印学史研究，“是需要有一点疑古精神的。”所谓“疑古精神”，略而言之，是为勇于、敢于质疑或挑战学术权威、传统论点，并且又有充足之实物资料作为论证证据，断非无的放矢、胡乱怀疑也。曾杲的“疑古”，于《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一书中历历可见，上段所述三点不过是拾掇其大者，略为点染发挥而已。于此感兴趣之读者诸君，大可按图索骥，详加披阅全书，定能时有惊喜和收获。在这里，我们所要发为感慨者，乃是在当下包括印学史在内之艺文研究领域，因循蹈袭前人旧说者众，而独出新意者少，众人皆唯古是从，“疑古精神”益显稀缺可贵。
　　《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一书，另一显要之特色为所征引之相关印学典籍、著述和专业论文，包罗范围相当广泛，允称博极群书、完善赅备，亦足可觇见曾杲学力之雄富充盈。丰沛之学识，广博之见闻，精深之实践，成就了印学家曾杲其人其艺，更是此书能在专业范围内稳健立足之品质保障。
　　在论述“明清官印与篆刻体系”一章中，曾杲援引清人杨复吉《论印绝句十二首》中评介顾苓之一首，诗曰：“白石元章著宋元，一灯不坠溯渊源。三桥余韵传吴下，继起端推塔影园。”乃谓顾苓能接续宋元印章之遗风余韵，直溯其源头，遂能传扬其正脉宗风，以维持不坠。今展卷畅读《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一书，窃以为内中“一灯不坠溯渊源”一句，恰可用来移赠曾杲，盖因其矢志于此道之研究而不少懈，亦犹灯灯相照、无有止息，对于印章史、印学史，都将具有赓续历史、再辟新境之重要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