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颐
　　《千面宋人》是一部很有巧思的作品，在堆积如山的宋史读物里，独辟蹊径。
　　自序说，“看尽宋人百态，人世浮沉”，“看到的是‘宋人百态’，照见的是千疮百孔的自己”，而副书名“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表明了这本书的叙述和研究对象。作者仇春霞精选120余幅书信真迹，考察60余位名士的笔迹，以书信为链条讲述相关的事件、人物的生平和当时的历史场景，全书分为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五个部分。
　　《文心雕龙·书记》有言：“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书信之可贵，就在“尽言”，是亲友之间的心声吐露。但是，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士大夫群体的书信，在涉及公家事务之时，势必文过饰非、遮遮掩掩。我们读他们的书信，要透过纸张言语的层面，去触摸他们的心声，把脉历史真实的走向。
　　比如，范仲淹写于庆历二年（1042）的《边事帖》说：“仗朝廷威灵，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可是，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云淡风轻，宋夏战争正在烽火燎原之际。比如，绍兴七年（1137），宋高宗赵构《付岳飞书》，赵构姿态放得很低，谆谆慰问，殷殷叮嘱，仿佛对岳飞十分感激与信任。而仇春霞说：“岳将军，请警惕皇帝的低姿态。”仇春霞结合刘光世的“淮西兵变”，说明赵构被亲信背叛之后深受打击的焦虑感，岳家军的命运从此埋下隐患。
　　从蔡襄写给余靖的《安道帖》引出了余靖平广西侬智高叛乱之事。仇春霞说余靖没有特别高超的才能，也没有显著的文治武功，一生只如耕牛，老死犁旁，但正是这无数个余靖，才成就了北宋玩家们的“风雅”。章楶是“游击战”名将，他早年没能考上进士，在基层蹉跎了16年，他为宋朝抵御西夏驻守边防直到73岁，章楶的作战策略经常受到朝廷主和派的辖制，屡次被调任，奔波在途中。今人皆知岳武穆，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一位同样加封谥号“武穆”的将军呢？那就是刘锜。刘将军抛头颅洒热血，暮年贫病不堪，受尽小人污辱而气绝身亡，读他的书信，令人泣下，为他的遭际而愤懑不平。
　　在宋代，“有文化”的意义远不止于能够写作常规的书面文件。良好的教育意味着能写文学作品，更高水平的则要用高雅的形式写作具有创意的作品。宋代文人的书信，不仅为了交际，也是书法艺术品，是抒情与交流的方式和个人成就的载体，还是丰富文化内涵、推动文化发展的形式。这些传世书信的图像，有很高的鉴赏性，也是阅读该书的一大乐趣。
　　全书五部分，都有蔡襄的书信出场，可见仇春霞对他的偏爱。蔡襄的历史口碑不好，“前丁后蔡”，与“溜须”的丁谓相提并论，这个说法是苏轼先说出口的。蔡襄是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人，生于农村，寒门出的贵子。蔡襄谦和亲近，爱好广泛，他担任福建路转运使期间，主持贡茶工作，研制名茶“小龙团”，宋仁宗很爱喝，君臣相处融洽。蔡襄识茶，写有《茶记》，懂得笔墨纸砚的制作，会鉴赏书画，长袖善舞，交游遍天下，书信往来很多。蔡襄为人圆滑，识时务顺人意，处理案件总是平息事端，尽量不得罪高位的人。所以，蔡襄是不怎么受苏轼待见的。
　　苏轼的书信，足见其人风范。苏轼喜欢文同画的墨竹。在宋代，文人仍以诗文取胜，画技被视作匠人之艺，因此，文同不愿意画画，更不愿意赠画，而苏轼就软磨硬泡，想尽办法索画，表现得很无赖，用很夸张的语句极力赞美文同的画艺。只要逮着机会，苏轼就会跟人宣扬文同的画有多么好，中国文人画自此始，苏轼之功善莫大焉。书中还讲了苏轼与僧人宝月、友人陈季常的友情，还有苏轼扫雪、赏梅、买房、酿酒的诸般趣事，与苏轼豪放不羁的书信手稿，一起跃然纸上，音容栩栩。
　　这些传世书信的解读和延伸讲述的故事，都是用平易的语言表述的，全书有很好的可读性，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研究闲读两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