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后的一天，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荒地里出现了几个陌生男人。他们的工程车就停在荒地围墙的入口处，他们站在荒地中央的小路上，一个施工方头头模样的中年男人激扬江山，东西南北指给其他人看，比划着好像在安排什么的样子。有个女人骑电瓶车进去，她大概发现了异端，骑过去刹住车，很认真地听着。
　　等我匆匆下楼赶过去时，那几个陌生男人已经离开。荒地上，人突然多了起来。附近拾荒地而种的人都来了，他们聚到先前那几个陌生男人站过的地方，围着骑电瓶车的女人七嘴八舌地问。
　　一个穿崭新羽绒服、戴鸭舌帽的老大爷试图把施工方头头的话复原给其他人。我问他：“大爷，哪一块是你的地呀？”“我的地啊，这么大！”他用双手箍出一个碗大的圆。见我疑惑，旁边一位老太太接了话：“他那是‘铁饭碗’，退休工人！”原来，他只是拾荒地者，并不是这里的原住民。他笑声爽朗，底气大概来自他“铁饭碗”的身份。拾地，对他而言，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遣。
　　“会不会赔点青苗费呢？”我问另外一个老头儿。他本已气愤得涨红的脸更红了，我的问题正给他一个发泄机会，他嘴巴嘟起：“必须赔塞！像我们老家，提前半个月就要挂出告示。他们又不提前说，让我们怎么办？”我替他忧虑：“可是，开发商可以说，土地补偿金早就支付了的，没让你们进来种菜啊！”他动了动嘴唇，像是要辩驳的样子，却又好像确实找不到反驳的依据，终于蔫了气。
　　那个“刺猬”老头儿，无心插入这场谈论，虽然议论纷纷的人就在他的地旁。他专心收菜。在他的身边，一桶水满满的。莫非，他本打算还要给菜再浇一次水？说“刺猬”，是因为我曾在阳台上听他与隔地界的一个婆婆因抢地而争吵。吵起来时，他完全忘记了“好男不与女斗”。他似乎很务实，坚信玄谈不如苦干，与其抱怨，毋宁多收走一点儿菜。说“刺猬”，还因为他曾对举起手机试图拍他劳作的我恶语相向，还上升到了法律与肖像权的高度。没想到，他居然是认识我的。他喊我：“你是不是宋大爷的儿子？”我吃了一惊。他接着又喊：“你要不要菜？下锅就熟的白菜！”想到他护命一样保卫土地，我觉得自己不能夺人所爱，连连致谢拒绝。“刺猬”老头儿坚持着要给我一些菜。他的热情让我有些恍惚。他已经表达了他家吃不完这么多菜，我此时的拒绝对他和他的地都是轻慢不敬的，他确实珍惜他的菜，但他不忍心看见它们被埋入土里白白烂掉。我终于收下了几棵菜。
　　有人说，明天就要施工。也有人说，还有半个月。骑电瓶车的女人也只是听到个大概，一知半解的，面对其他人的询问，一脸的无可奈何。谈论了半天，没个准信，反加剧了大家的紧张，聚在一起的人很快散开，各自忙着抢收去了。
　　我在地的田埂上徘徊。这块地曾是远离家乡的我对土地的最后寄托，此刻，我与它做最后告别。“唉，要是能推迟到五月份，至少我们能把这些干蚕豆收了嘛！”站在用枯枝当篱笆墙的菜地里，那个先前还笑声爽朗的老头其实并不淡定。远处，那些正在收菜的人被时间催逼着忙碌抢收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着，他们让我看到朴实的人们对一方寸土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