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忆的指尖从一些旧物上轻抚而过，一张落满岁月风尘的旧书桌便横陈于眼前，那节敞开着的大抽屉，恍惚驾驭着时光的马车碾过沧桑西风，穿尘而来。
　　在我们乡下，无论贫富，每家每户都有一张四四方方的炕桌，平常日子一家人围桌用餐。晚上空闲下来，便是孩子们的书桌。我们家这张炕桌却不是用来吃饭的，它既是炕桌又是书桌，我小时候叫它炕书桌。
　　炕书桌只有一个大大的抽屉，里面可存放书本和文房四宝，这是专门用来学习的炕桌，只能一人独用。这张炕书桌，父亲小时用过，父亲的舅舅和外公小时也用过。在我上学之前，经常看到父亲于冬夜里，盘腿趴在炕书桌上写毛笔字，父亲的楷书遒劲有力，行书古朴飘逸。炕书桌一头放着一盏黄铜煤油灯，母亲盘腿坐在一旁，就着昏黄的灯光纳鞋底。这是我平生看到最温馨的一幅寒窗夜读写意画。
　　这张炕书桌属于祖产。第一个在这张书桌上读过书的是外曾祖父。据父亲讲他是筹建延川县党部的先驱，曾出任过高小校长和中共延川特别支委书记。从民国十三年起到解放，一直闹革命到了西京城里。后在回乡途中暴病身亡。对于这位未曾谋面的先人，我非常好奇，常常仰望着墙上镜框里外曾祖父的留影默默端详，那是他留给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中，年轻的外曾祖父身穿长袍，戴一副近视眼镜，白净的书生脸，一身书卷气，姿态儒雅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身旁立着一位齐额刘海，笑容温婉，身材娇美的亭亭少妇，是他的如夫人，她的怀里抱着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去年，我因写小说需要翻阅《延川县志》，意外地在民国大事记中邂逅了外曾祖父。我用铅笔圈出了外曾祖父的名字，那不屈的身影正静静地伫立于史册里。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外曾祖父虽未切近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而他早已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化作清流，从我生命的源头汩汩流淌。
　　第二个在这张书桌上学习过的是老舅刘涛，老舅是外曾祖父的独生儿子。他从小被带到西京城接受了良好教育，后来出国留洋，娴熟掌握五个国家的语言，自1951年11月起，先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翻译，总参测绘局大地测量翻译，为萧克上将、陈毅司令员、张爱萍上将随身翻译。
　　后来这张书桌传给了父亲，那时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每天晚上除了备课以外，通常还要写一张小楷。在我7岁时，父亲把这张炕书桌郑重地交到我手里。我初入学进的育红班，教室是一孔很狭窄的窑洞，一进门赫然横陈一铺大炕，炕上依次摆放着学生带去的炕桌，正对着大炕的墙壁，用墨汁刷出来见方一大块做我们的黑板。学生带去的炕桌，参差不齐，有的是一张四方炕桌，有的只带了一个小板凳，还有的就在几块砖头上摆放了一块小木板权当作书桌用。我的炕书桌犹如鹤立鸡群。
　　第一堂课上数学，老师教我们学写阿拉伯数字，从1写到10。我那时悟性极差，竟然把数字3写成了一只丑陋的反耳朵，老师和同学们见了都忍不住捂着嘴巴笑。我觉得很丢人，红着脸羞得不敢抬头，于是一遍遍擦去石板上的字迹，重新写出来。我的字体大而工整，母亲说像男孩写的字。从此，学习优异的评语伴随了我那段求学生涯。后来每每回忆到上学第一天的情景，就仿佛与当年那个向光而生的7岁小女孩重逢，模糊搞笑的记忆也因此变得格外亲切。
　　前年回故乡，发现那张炕书桌仍存放于老屋里，可能是怕虫蛀了，父亲把它放在高高的壁橱顶上。炕书桌的抽屉里，存放一本父亲用过的俄语词典，里面夹着他的小学毕业证书，像一张大大的奖状，由于长期折叠的缘故，许多折痕已经破裂。上面贴着一张父亲小时候的照片，一张稚气的圆脸，神情紧张，没有一丝笑意。抽屉里还有父亲收藏的《毛泽东选集》和《红旗》杂志。
　　一寸芳心怀祖地，三更清影留书桌。炕书桌犹如在时光深处伫立了一座生命的界碑，让我看得见莽莽的过去，也能连接到无尽的未来。行走在时光隧道中，我的脚步放得很轻很慢，生怕惊扰了绮丽的童年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