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学时，我在语文教科书上读到一篇题为《落花生》的课文。文章质朴自然，托物言志，言简意赅。“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这段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从那时起，我记住了“落花生精神”，记住了现代作家许地山，以及他的笔名落花生。
　　长大后，出于对儿童文学的喜爱，我选择在少先队员杂志社从事少儿期刊的编辑工作。《少先队员》创刊于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较早的少儿刊物。同事告诉我，《少先队员》的前身是1941年创刊于香港的《新儿童》，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生前最后的文学作品是为《新儿童》撰写的。我仿佛突然之间与许地山结上了一丝缘分，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原本任教于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因与该校教务长司徒雷登发生龃龉，被燕京大学解聘。当时，香港大学想聘请胡适做中文学院主任，胡适转而推荐了许地山。1935年，香港大学的橄榄枝落在了许地山身上，他受聘为该校中文学院主任、教授。194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份儿童文学刊物《新儿童》诞生，它立足香港，面向全中国以及东南亚。主编黄庆云向活跃在文坛的许地山约稿，他欣然应允。
　　早在1925年，许地山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与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但为孩子们写童话，他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不过，这可难不倒他。因为，他喜欢和孩子们交朋友，常常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拥有一颗十足的童心。有一次，郁达夫在上海遇到许地山，许地山同他没讲上几句话，就和孩子们抛皮球、踢毽子去了。他的父亲许南英曾说：“地山就是一个孩子头儿。”他和他的学生冰心一样，都受泰戈尔的影响，赞美孩子美丽的心灵，对人充满友爱和敬意，乐于助人。他本人求真、求善、求美，也希望通过文字的引领，孩子们都走上求真、求善、求美的道路。
　　对待写作，许地山极其认真，即便是一篇一千字的小文章，他都是写了再改，改了再抄。为《新儿童》创刊号创作的童话《萤灯》写就，他让黄庆云上门取稿。交稿时，他还向编者娓娓讲述该文的创作过程。马不停蹄，他紧接着写了第二篇童话《桃金娘》，刊登在《新儿童》第1卷第2期上。这两篇都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名篇。
　　不幸的是，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因心脏病复发，溘然长逝，年仅48岁。如果他能延年长寿，不知会留下多少作品供我们学习与欣赏！他去世后，他的孩子周苓仲将他生前未完成的散文《我的童年》交给《新儿童》，刊登在该刊第1卷第6期上。
　　新中国成立后，《新儿童》由香港移师广州。1956年，《新儿童》改名为《少先队员》，由共青团接办，黄庆云仍担任主编。《少先队员》尽管是综合性期刊，但它的文学栏目注重文学的质感与质量，保持了纯正的文学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的《少先队员》与香港的《新儿童》是一脉相承的。
　　真没想到，许地山同这份刊物有这么深的渊源。我不由得想起许地山的短篇小说《缀网劳蛛》。小说主人公尚洁看到女佣用树枝拨弄蜘蛛，触景而叹：“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蛛丝随气流飘游，不定何时粘到了何物之上。或许，这就是一种缘分。
　　因为这种缘分，我生活的“当代”与“现代”建立了真切的联系。重读许地山的作品，我不仅重温了他的辉煌，更是在追溯生活与思考的源头。我除了要学习他的“落花生精神”，做一个朴实、甘于奉献的人，还要学习他的“蜘蛛哲学”，勤勤恳恳地编织人生之网，即使风雨将网摧毁，也毫不气馁，无惧无畏，默默地补缀自己的生活。